怀念潘天寿先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怀念潘天寿先生
蔡若虹
三十年代之初，潘天寿先生是上海美专国画系的老师，我是西画系的学生，同在一个学校，但没有见过面。不过潘先生的作品却是常见的。那时候，年轻人看画评画，往往把“喜欢”或“不喜欢”作为导语；而潘先生的画，即使在我们这些学习油画的学生眼里，也常常成为共同喜欢的对象。全国解放后，潘先生的创作数量逐渐增多，艺术的个性特征也更为明显。许多人都喜爱潘先生的作品。到底喜欢它的什么呢？论题材，他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创举，无非是树木、花草、泉石……之类。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潘先生描绘的树木、花草、泉石的具体形象，和一般古代画家惯于描绘的有所不同，他画的树木，往往是那种和狂风搏斗以致树干倾斜、枝丫残折，但终于没有倒下的倔强的老树；他画的花草，也往往是那种自生自长、不太惹人注目的闲花野草；他爱画腾空的瀑布，也爱画淌在雨后洼地上的涓涓细流；而更多的在他笔下出现的，却是那既非八面玲珑又不争奇斗异的、十分平板十分憨厚的巨石。的确，潘先生的创作取材，往往是自然风物中容易发现而又容易被人忽视的东西，是一些被古代诗人们称为“野趣”的东西；只要被他那挺拔的构图和苍劲的笔墨稍稍点染，就会从“野趣”之中透露一股勃勃的生气，让你赏心悦目，如有所获。许多人欣赏潘先生的作品，我想大概就是欣赏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的美吧。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潘先生见过几次面，但那不过是极为平常的会面。因为潘先生和我，都属于那种不善于操纵语言、不会从无话中找出话来讲的人，除了握手问好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一次是例外，潘先生对我说了许多话。那是哪一年呢？记不清楚了。有一次我到杭州以后，潘先生所在的学校要我向同学们谈谈美术创作问题，记得在我讲话的时候，潘先生坐在我的身旁，我只要一转脸，就能看见他的侧面，我看见他是那么严肃那么认真地在听我讲话。后来，学校里有几位老师邀我到一个地方去喝茶，潘先生也去了。这是一个什么所在呢？简直记不得名称了。只记得是一个拾级而登的高处，有一栋轩窗四敞的亭阁，里面摆着几张饮茶的桌凳。阁外苍山如壁，云天在顶，景色颇为沉郁。潘先生和我同坐一桌，本来旁边还坐了好些人，后来都三三两两到外面看风景去了，只剩下潘先生和我两个。于是，我们就开始了一场断断续续的谈话。潘先生说话并不流畅，可是却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一直到现在我还能够记得。
记得话头是我从艺术的推陈出新讲起的。潘先生认为，绘画上的仿古，只能是技术学习的一个阶段，不能老是“仿”下去。特别是作品的“立意”，古人有古人的“意”，现代人应当有现代人的“意”，“踩着古人的脚印走路，路子就越走越窄”。
潘先生又说：“我总以为‘出新’是出时代之新，时代不同了，你还守着过去时代的东西不放，岂不是抱残守缺……”；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当然，古代画家也有不少是关心祖国的兴亡，关心人民的疾苦的，我以为继承，就是要继承这种好的传统。”
随后话题一转，又转到爱国和五四运动上面来了。潘先生讲了自己的切身体会。由于我听话的能力很差，而潘先生说话又带有浙江的乡土音调，为了让我能够听清他的意思，他常常用不同的字眼来解释同一个意思。例如他说：爱和恨都是“具体的”，都“不是抽象的”，都是“从具体的感性认识出发的”。他说，五四运动能够深入人心，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恨”，“对欺负我们中国人的洋鬼子的恨”；另一个是“对生我养我的本乡本土的爱”，“对亲人朋友的爱”，“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爱”，“对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的爱”。他说：“没有这种爱和恨作基础，哪里会爱国呀！”他认为不带着情感作画是不能想象的。他说：“没有感情就没有作画的欲望，没有感情怎么能动笔呀！”
潘先生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往野地里跑，对着山，看半天；对着水，看半天；眼睛在看，心里在想，想那些和山和水有关系的事情。其实，都是人的事情。……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人家说，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我说，石头就是我自家呀！”潘先生说到这里，就很天真地笑了起来。
后来我们又谈到美术教育。潘先生主张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并重。他说：“练笔在课堂，取材在自然，立意在心上（思想）”。潘先生很珍重地告诉我，全国解放以后，有两件事情使他很感动，很钦佩：一件是土地改革，他认为这是“立国之本”；另一件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和工农相结合，他认为这是“造艺之本”。潘先生怕我听不懂，他反复地说了两遍，并且用手指连连敲着桌面，说：“这是根本呀，这是根本的根本呀！”
我是多么欣赏潘先生的这些见解。我是相信“情与貌，略相似”的（辛弃疾的名句）；听了潘先生的这些见解，我又感到“人与画，全相似”。他就和他画的树木、花草、泉石一样，的确，就象他自己所说的，他就是他故乡雷婆头峰上的一块石头，一块多么朴实、多么纯洁的石头啊！人们常说潘先生的画品很高，我以为画品是从人品中派生出来的。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突然一阵凉风从亭阁里穿过，这是山雨欲来的征兆。在外边看风景的都跑来催我们回去，我们不得不结束谈话，起身往坡下走。可能是我走得比较匆忙，曾经有几次落脚不稳的表现。本来是走在我后面的潘先生，马上绕到我旁边说：“让我走在你前面”。那意思是，如果我滑倒了，有他在前面挡住。就这样，一个高大的身影（我认为无论是体形上和品格上都是高大的）就笔直笔直地竖立在我的前面，在风声中，在苍茫的暮色中，我一步一步地跟着他走下去。
谁能料到，这仅有的一次聚首交谈，竟成了永别！
我听见潘先生逝世的消息很迟，是在粉碎
“四人帮”一年之后。一位从杭州来的朋友又告诉我潘先生逝世以前的情况：是非颠倒的诬蔑，无尽止的凌辱，作品被抢劫一空，病重时不给医药……，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人走后，我把房门掩上，把窗帘拉上，一个人埋头在哀思冥想之中；我想起他的作品，想起他的言论，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我甚至想象他在受凌辱受迫害时的情景。我还想到临别之前他说的那句话：“让我走在你前面”。的确，潘先生是勇敢地走在我的前面了。那么，走在他后面的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潘先生是爱护青年的；而现在，愿意学画的青年特别多，他们都热衷于技术上的百花齐放，却很少注意到精神园地上的荒芜。于是我想，当林彪、“四人帮”的遗毒未净的时候，要不要建议在新写的美术概论中添上一章，标题是：“论画品与人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