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主的“时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谈民主的“时机”
沈钦礼
有一种说法：经过十年的“大民主”，现在还讲民主就是“时机上的错误”。
这里，有几个模糊的认识，需要澄清。
首先，“大民主”不是民主，恰恰是对民主的粗暴践踏与极大破坏。民主且冠以“大”字，似乎比一般的民主还要民主，其实不然。人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个颇为流行的口号，叫做“踢开党委闹革命”。它生动地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搞的“大民主”的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大民主”究竟是什么货色。这样的“大民主”，实质上就是有领导地煽动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同社会主义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其次，民主不会带来动乱，安定团结不能离开民主。认为讲民主要看时机的同志，往往把“大民主”的后果看做是民主的罪过，因而把民主同安定团结对立起来，似乎讲民主就会带来动乱，要安定团结就不能讲民主。这是一种误解。
如上所述，“大民主”不是民主，那么把“大民主”带来的动乱归罪于民主就是毫无道理的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延安整风运动带来动乱了吗？没有，带来的是全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在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同样并未带来动乱，而是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迅速克服了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迎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今天，要安定团结搞四化，还需不需要民主呢？回答是肯定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安定团结的局面，正是从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开始的。试问，如果不发扬党内民主，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能制定出来吗？如果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健全法制，落实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等能够实现吗？事实有力地说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只能有利于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再次，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是一个历史范畴。民主发展的辩证法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第24页）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只要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没有结束，只要国家形态还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一直要存在和发展的。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本来就不够健全，又经过林彪、“四人帮”的十年破坏，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的问题就更为突出。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强调发扬民主。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民主，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不是可以时行时止的，而是必须贯彻始终的。因此，实行民主决不是权宜之计，宣传民主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时机”问题。
坚持发扬民主，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如果一定要讲“时机”的话，在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特别是在粉碎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统治后的今天，正是迫切需要宣传民主、实行民主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