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作家当县长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艺随笔

有感于作家当县长
李玉铭
吉林省作家丁仁堂同志前不久又回到阔别多年的吉林省大安县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他和那里的老领导、老同事、“老土改”重新接上了关系，大有重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老兵新传”的劲头。
在闲谈中，有的同志和丁仁堂同志开玩笑说：“你不是正在写小说吗？怎么下去当县长了！”丁仁堂同志听到类似的笑谈，总是认真地回答：“不下去写不出来！”
“不下去写不出来！”这是丁仁堂同志这样的“土生土长”的作家的经验之谈，恐怕也多少说出了唯物论反映论的一个基本思想。
作家深入生活，又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是我们党为培养自己的作家队伍所采取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健在时，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鼓励大家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可以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也可以安家落户。刘少奇同志提出，年老体弱的还可以坐汽车下去。在党的亲切关怀下，许多有条件的党员作家带头到基层兼职或任职，赵树理、周立波、梁斌、柳青、李准、王汶石等我们所熟知的著名作家，曾先后在基层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如果说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还只是“身入”的话，那么，下去兼职或任职，就有可能防止作客思想，做到既“身入”，又“心入”。很难设想，如果不是农民朋友的知己，周立波不会那样熟知元茂屯贫雇农的命运，李准也不可能知道李双双和喜旺两口子因爱生嗔的家庭趣闻，王汶石也写不出他新结识的伙伴那样壮美的情怀。他们笔下的那些千姿百态的农村生活、各种各样的光彩照人的农村新人形象，不正是作家们“身入”和“心入”生活的艺术结晶吗！
深入生活，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传统。许多前辈作家，为此作出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在写作之外所下的功夫，比起写作本身来不知要大多少倍。如柳青同志，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不但在陕西省长安县兼职，而且在那个县的皇甫公社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基地。他和他的农民朋友的感情是那样深厚，以至于支部书记找他征求发展新党员的意见；妇联主任要他裁决家庭纠纷；生产队长向他讨教买马的经验；“老农会”请他为儿子介绍对象……柳青同志深入生活的那些零碎的、但却令人难忘的场景，向我们揭示了《创业史》获得巨大成功的全部“秘密”！
现实生活是不断发展的，一切冲突都是千变万化的，永远不会停止。所谓“现实”，只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一种在对立面的斗争中进行的运动。当前的农村生活，决不同于六十年代的农村生活，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农村新人，既不同于《三里湾》中的王玉梅、范灵芝，也不同于《朝阳沟》里的拴宝和银环。他们思考和提出的问题，远比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青年要复杂、深刻得多。应当承认，我们许多作家对今天农村的新生活、新人物是陌生的。因此，反映农村生活的新老作家都面临一个深入生活、重新学习的问题。在这方面，高晓声同志的经验很值得我们重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他一九五七年以来，始终在农村生活，虽然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却使他熟悉了七十年代的江南农村生活。有了这种偏得，《李顺大造屋》等优秀短篇小说的问世，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当前，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较少，反映农村生活的故事影片则更少。据说，全国六家大电影制片厂，在今年的原选题计划中，农村题材的电影剧本少得可怜。我们这样一个以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大国，没有或很少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能认为是正常的。这种异常现象的出现，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熟悉今天的农村生活，是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文学不仅是时代的纪录，文学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思索人生，提出或回答时代的课题。四个现代化的光辉前景在召唤着我们，文艺家应当走在四化大军的前头，深入四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找到最好的艺术表现，创造出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来。我们的文艺事业，需要有越来越多的既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又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既有广博的文艺知识，又有高度艺术修养的文艺家。只有造就一大批这样的文艺家，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