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哲学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问题讨论

历史上的哲学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包遵信
对历史上的哲学唯心主义究竟如何评价？这是哲学史研究中一个老大难问题。难就难在我们总是把哲学和政治捆在一起，用政治上的标准去判别哲学上的理论是非，抹煞了哲学自身的特点。所以，我以为破除哲学政治“等同论”，是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哲学唯心主义的前提。
哲学和政治从来就有不解之缘。但哲学上的是非和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是否必然联系着呢？唯物主义一定进步，唯心主义必然反动，就是多年来流行的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可以为人们提供许多方便，只是历史总不那样驯服，它不是按照公式，而是循着自己的规律发展的。
确实，历史上许多哲学唯心主义曾是反动阶级的思想武器，起了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但要说唯心主义总是代表了反动阶级的利益，它的实际社会作用只能是反动的，则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事实是，历史上也有不少唯心主义者，他们理论的成就曾经标志着哲学发展的一个时代，而他们本人也正是由于建立了这个理论，成了当时进步社会力量在思想上的代表。德国古典哲学就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并且成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前导。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主观的唯心主义，多年来一直被当作反动思想批判的。其实，他鼓吹的“良知”“良能”，承认人人都有独立判别是非的能力；认为“道”是“天下之公道”，“学”是“天下之公学”，谁也垄断不了，即便是孔老夫子，也“非可得而私也”。“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并不是高不可攀，神不可测的，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这些主张独立思考、反对迷信盲从的言论，在当时曾经起了瓦解道学思想禁锢的解放作用。直到近代，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这些时代的思想先驱，在他们投身社会变革之初，无一不都受过王阳明心学唯心主义的洗礼。
当然，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历史上哲学唯心主义的社会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同一唯心主义，在这一时期起了这样的作用，到了另一时期又会起那样的作用。同是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在五四以后就又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如梁漱溟），甚至变成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理论柱石之一（如蒋介石）。就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一种哲学思想在不同人手中，它的作用也不完全相同，甚至截然相反。黑格尔死了以后，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各自抓住黑格尔思想的不同侧面，但都没有跳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除外），而在政治倾向上他们则是相反的。哲学史上这些矛盾的事实说明，一种哲学思想的社会作用，无论是进步还是反动，都不是固定的，都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的。
我们也不否认历史上有些唯心主义者起了进步作用，是由于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符合唯物主义或辩证法。但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进步的品格只有唯物主义或辩证法才能具备，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则只能是反动。十七、八世纪支配欧洲思想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当时曾起过进步的作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的思想，既是唯心主义又是形而上学。他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被我们当作反动阶级哲学的典型。其实它是对汉初以来统治阶级一直寻思着的“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问题所做的理论上的回答，客观上适应了封建社会初期地主阶级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需要。当然这种反映了上升时期地主阶级需要的理论，历史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多久它就变为非常腐朽的封建教条。但说董仲舒思想反动，而肯定汉武帝进步，硬把当时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同思想上的代表根本对立起来，显然是难于令人信服的。
列宁说过，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于是有的同志就说，难道僧侣主义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值得肯定吗？由僧侣主义倒使人们联想到宗教唯心主义。宗教唯心主义一直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可是历史上许多揭竿而起的革命农民，偏偏又总要举起宗教的旗帜作为号召。有人说农民起义所用的思想是“神学异端”。就算是“异端”，也总还是“神学”。又有人说，宗教对农民起义只是起了破坏和麻痹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恰恰忘记了，把那些沦于水火而又不敢反抗的农民组织起来，这是最困难的事。能够点燃这一把革命之火的，并不是哲学唯物主义，而是宗教，或者说“异端神学”思想。有的同志还提出，象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只是一种形式，真正起作用的是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是的，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正是拜上帝会赖以流行的客观基础。即便说拜上帝会只是一种形式，总不能说它什么作用也没有。不然，为什么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总是采用宗教形式才能发动农民群众呢？
看来好象非常矛盾，为什么一种哲学思想的社会作用会如此纷繁多变？为什么唯心主义也能起进步作用？实际上这正是需要我们哲学史研究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以为只要判定一种思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也就揭示了它的实际社会作用，这就无异于说思想本身已向我们展现了它的实际社会效果。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哲学史研究也是多余的了。
本来，进步或反动，革命或反革命，都是政治范畴，是指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社会政治思想说的。历史上哲学家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社会政治思想，固然同他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就哲学思想本身来说，则只有正确与错误、深刻与不深刻这样的区分。我们有时说唯心主义是对唯物主义的反动，那是借用政治上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可以用这些政治标准作为评价哲学思想的根据。
一种思想不符合客观实际，不是唯物主义，怎么设想它会起进步作用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即唯物主义）才有可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否则就要失败。至于进步或反动，则是取决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运用某一哲学思想的人在政治斗争中的立场、作用，与哲学思想本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没有直接的一定的联系。看来我们是把成功与进步、失败与反动这些不同概念混淆了。
当然，我们说进步与反动不是由哲学思想本身决定的，并不否认哲学思想有它可供人们利用的内在因素。唯心主义所以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被人们运用起进步作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它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精神的自觉。这对那些有所作为的志士仁人来说，不失是一种思想武器。当他们进行改革社会的斗争时，能够凭借的物质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只能诉诸自己的主观力量，激发自己的主观奋斗精神。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唯心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和近代曾为一些进步人物所欢迎，就是这个缘故。另一个原因是某些唯心主义包含着较为丰富的辩证法因素。但不管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还是辩证法因素，它们被人们运用来进行进步斗争，阐述进步思想，并不等于唯心主义自身因此也就具备了进步的性质。正如我们反对因为唯心主义某些命题或概念曾被人利用起了反动作用，就把这些思想本身也说成是反动的一样。所以，一种哲学思想在实际生活中会起什么作用，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它的运用上，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运用这个思想的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决定的，与思想本身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哲学思想的社会作用，原是一种绚丽多彩的社会现象，为什么我们总爱用一把固定不变的尺子去量度它？这只能从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去找原因了。长期以来成为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一个指导理论，就是唯物即进步、唯心即反动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我们往往不是从哲学思想本身去分析，而是根据哲学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来判别，或者反过来以哲学思想来推断哲学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有人还危言耸听地说，哲学史如果不这么写，就是脱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他们的理由是相当堂皇的，那就是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总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说哲学上的斗争（不只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包括某些唯心主义内部的斗争）或多或少与当时的阶级斗争有联系，这是合乎事实的；说它“总是”，恐怕就未必。理由很简单，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普遍规律的理论概括，它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实践，而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因此，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与阶级斗争有联系，但同时也是人们为了探索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真理而进行的斗争。它的内容和原因，远非阶级斗争所能概括得了的，阶级斗争更不能成为哲学斗争的终极根源。哲学发展还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不是由哲学家个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愿望所能决定的。简单地把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当作两个阶级或两种政治派别斗争的观念图解，就抹煞了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规律，哲学史也就混同于一般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了。
难道不应该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吗？这又是一种理由。我不理解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哲学唯心主义，怎么会同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发生矛盾？实际上倒不如说，坚持前者正是为了坚持后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是以科学性为前提的。什么是哲学的党性原则？按照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它只是指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思想体系，都逃脱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阵营，研究哲学史就应该揭示它们的基本派别。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是根据哲学家解决思维和存在哪个是第一性来确定的。如果脱离哲学基本问题来谈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那就会把哲学的党性和政治上的党性混为一谈，甚至把哲学的党性说成就是阶级性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有的同志就主张，坚持哲学党性原则，就要坚持哲学上的不同派别反映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这样如何解释哲学史上许多现象呢？战国时期的思孟和庄子，同是唯心主义，但不是同党；宋明时期的程颐、程颢、朱熹和陆九渊、王阳明好象是同党，可是却彼此攻讦，直到数百年后还余波未平。这些事实都说明，把哲学上的党性混同于政治上的党派，不但无助于揭示哲学史的丰富内容和基本规律，而且还会为那些患有形而上学顽症的思想懒汉们提供一个最好的隐蔽所。
那么就不要揭示哲学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了吗？当然要的，只是这不是坚持哲学党性原则，而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问题。我们多年来以为坚持阶级分析就是坚持哲学党性原则。阶级分析的方法，要求我们在研究、分析一种哲学思想时，不能只满足于在理论上确定它的倾向、成就，同时还应该揭示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辩护，适应哪个阶级的政治需要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坚持哲学党性原则是不同的。把阶级分析和坚持党性原则混同起来，或者用阶级分析来代替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势必导致用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取代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