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喜功”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思想论坛

“好大喜功”辨
杨正彦
“好大喜功”这句成语，在中国古时一般都是作贬词用的。朱熹曾批评秦始皇、汉武帝等“欲无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过”。罗泌也批评过汉武帝“好大而喜功”。这些批评对与不对，我不敢妄加评论，引这些只是想证明，“好大喜功”一向是这样用的。
解放后，记不清是打哪年开始了，“好大喜功”突然间由贬词变成了褒词。如果你再用它批评谁，就可能得到这样的答复：“我好的是社会主义之大，何过之有？”于是乎，“大办”“大搞”之词顿然间流行起来。只要是奔向社会主义，想当然是越大越好。这种说法一直维持了许多年。我也曾为它叫过好。
如今冷静下来想想，这件事大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好大喜功”作为一种批评，本来并不涉及事情的政治方向，不过是说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而不顾及客观的可能性。当年，不论朱熹或罗泌，并不反对秦皇、汉武推行封建主义，只是说他们不应该不量力而行。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听到“好大喜功”这一类批评，也不能一下子认定人家就是反对搞社会主义。用上述那种办法去反驳，就显得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退一步讲，“好社会主义之大”就准定没错吗？不尽然。积过去若干年之经验，一味地“好大”是不行的。搞建设能不受国家财力、物力的限制？“图虚名、得实祸”，这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可不少了。时至今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在某些地区、部门落实不下去，不能说与本文讨论的问题全无关系。
再进一步讲，不考虑客观的条件，不考虑全局的长远的利益，拚命地求大求多，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好社会主义之大”？把动机和效果联系起来考察，为个人、为本位的因素很可能在其中或多或少地有几分。其实，古人在用“好大喜功”一词批评人时，就已经有此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