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大学教育体制的一点意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

关于改革大学教育体制的一点意见
千家驹
《人民日报》开展“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这很好。就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我谈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举办高等教育事业方面，强调过要学习苏联的经验，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不能否认，学习苏联有片面性与盲目性，如理工科分家，专业划分过细等等。这些经实践证明都是不够妥当的。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形势的需要，着重抓科技人才，搞了庞大的科学院，形成科学院搞科研，大学搞教学，科研与教学脱节。我们亦照此办理，影响了培养高级人才的质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在高等学校进行。我们认为，高等学校应该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高等学校是研究的重要方面军，它不仅要出人才，出科研成果，还要回答生产中提出的技术问题和各个学科提出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科研在高等学校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必须搞科研。照本宣读，“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的方式必须抛弃。如果教师不作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有启发式教学，也不可能使学习生动活泼。高等学校不同于中小学之处就在于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探索新的知识领域。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科学研究的能力。因此理工不能分家，教学与科研也不能分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民同志到国外考察回来后说：“五十年代我国进行的院系调整，理工分家，综合大学变成独立学院的做法是根本违反教育规律的。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按教育规律办事。现代科学是向边缘科学发展，去年我到国外参观，他们说理工只能给人以知识，不能给人以智慧，强调学理工的还要加人文科学，理工学院要办文科专业，要学文科，人家在改变”。同时，文科学生也应该读些理科课程。
所以教学与科研不能分，理科与工科也不能分。关于这个问题，五十年代即有争论。马寅初先生是主张大学既搞教学又搞科研的。他主张以科研成果教学生，这样科研才能不断有生力军补充进来，郭沫若同志则主张科研应由科学院专门去搞。双方互有争论，毛主席曾约马老、郭老和杨秀峰同志（时为高教部长）一起谈了一个晚上，结果各论各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来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还是比较正确的。
当然也不要勉强把每个大学都搞成两个中心，要看具体条件，有条件的搞，没有条件的不搞。据说美国有三千多所大学，也只有三百所既搞教学，又搞科研。一九五七年，民盟几个朋友（曾昭抡、华罗庚、童弟周、钱伟长与我），曾在《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对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业务部门的研究机构如何分工协作问题，提出过几点具体建议。我们主张：“（一）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不一定要摆摊子，主要要把工作真正搞起来，同时也应从全局观点，以协商方式来考虑各部门间彼此的需要，予以适当安排。这样才能取长补短，互助互利，并且要互通有无，互相兼职，互相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办法（只兼业务职，不兼行政职），来解决一部分人少事多的矛盾。（二）分工上，业务部门的研究工作应以当前业务上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主，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应以科学上的基本问题和全国性、综合性的问题为主；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可以多样性，面也可以广泛些，包括科学上的基本问题，有关教材上的问题，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等，应视各学校具体情况来决定”。殊不料这一意见，竟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而受到批判，这一意见我今天仍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值得有关部门认真考虑。
其次，应该实行学校后勤工作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目前我国的大学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要管所有教职员工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这就不能不削弱了大学的中心任务——教学与科研的贯彻执行。我国的大学既要办研究院，又要办托儿所、幼儿园；既要办职工食堂、学生食堂，还要办家属食堂与饮食店；既要有职工宿舍、学生宿舍，还要有家属宿舍。不但如此，为了应付各式各样的会议，还不得不设招待所。许多学校还有外事工作，于是不得不设外籍专家宿舍。总之，学校成为一个庞大的服务公司，任务之繁重与复杂，远远超过一个县政府。学校有统战部、保卫处、外事部门，以及泥工、金工、木工、电工等等。这样还那儿有精力搞教学与科研工作呢？有朋友告诉我：某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对他说，调到学校半年来，接待群众达一百多次，都是谈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从未有人与他谈过教学与科研工作。他的全部精力都陷在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这些日常事务中。
要把大学办好，就必须让学校行政当局从这些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把这一切包袱都卸掉。职工宿舍、住宅可交由城市房管局接管、收租和维修。食堂和饮食店，可交由饮食业承包，学校仅提供房屋。招待所可由旅馆业承担。扩大商业服务网，既能解决一批就业问题，还可促进提高这些方面的服务质量。总之，与教学、科研工作无直接关系的后勤工作都是“不务正业”，应尽量移交其他有关部门。当然，这样做在具体工作上有许多实际困难，例如学校是事业单位，对教职员工的收费标准，一般低于商业性行业，而后勤工作移交商业部门后，将变为企业单位，营业中必须提取一部分利润，因此收费标准就会高于事业单位。还有其他一些房屋、设备、领导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但这些决不是不能解决的。而且学校不搞社会服务工作在外国与我国解放前都有先例可循，用不着我们创造新经验。
要把大学办好，还急需紧缩机构，裁并一切与教学、科研无关的人员。我国大学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在世界各国均无先例。世界各国大学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比例一般为一比二十，我国则为一比二，甚至一比一。某大学设校长、副校长九人，党委书记、副书记九人，其中有一人而二任的，总之光是领导班子就有十五六人之多。一方面是人员过多，另方面是真正担任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又太少。象这样的大学真是史无前例的，不把这些不相干的冗员裁减，我敢断言办不好大学。应该把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比例严格限制为一比二十，最多一比十五。例如一万名学生，教职员工的编制只能有五百人，至多七百人。把学校的后勤工作专业化、社会化以后，裁减员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问题在我们有无实行改革的决心与魄力。
大学应恢复学分制度，这是各国大学行之早有成效的一种制度。还应该允许学生转系，转专业。一个学生考入某系或某专业，后来觉得不合适，要求转系或转专业，这是很平常的事。鲁迅与郭沫若原来都学医，后来转为学文艺，成为名闻中外的文学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对于不合格的学生，可以实行淘汰制，要求考入大学的每个学生百分之百毕业，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应该提高大学校长的独立自主权（人、财、物），应有解聘教职员工以及开除学生之权。至于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如何避免党、政不分，机构臃肿的问题，可另作专题研究。
在发展高等教育中，还必须尽快改变目前严重存在的重理轻文的错误倾向。为了搞四化，我们重视自然科学是对的，但不能因此而重理轻文。应该指出，重理轻文是一种极为短视的功利主义思潮。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文科是基础，应该把人文科学放在它应有地位。文科包括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知识、社会学、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文艺、音乐、美术等等。不能设想：一个数典忘祖，不了解本国的历史、轻视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此外，还有许多边缘科学，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亦非理科所能包括。现在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文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