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秋白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忆秋白〔革命回忆录〕
萧三
我认识瞿秋白同志是在一九二二年底，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
正值严冬季节，欧洲平原一片茫茫白雪。我乘火车从巴黎经柏林，又改乘海轮到里加，再乘火车到莫斯科。当我来到共产国际办公大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找到值班室，窗口内坐着几个女同志。她们问我是谁？找什么人？我拿出护照。一位女同志看后，就打电话到里面，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个中国人。我一看是刘仁静，我们以前在国内就认识了。他当时还未下班，于是他就带我到“柳克思”大旅馆——各国代表们的住处。
我们走进一个大房间，屋子里人很多，其中有陈独秀、张太雷、伍廷康等，也有些不认识的。经介绍我认识了秋白同志。秋白同志聪颖，睿智，博学多才，谈吐文雅，一看便知是大知识分子。秋白同志待人非常和善，没有一点架子。他对我十分亲热，问长问短。
我说明了我来这儿的经过情形，又谈到旅法勤工俭学学生组织了“少年共产党”（实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他们的工作、读书、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他们遇到的各种困难。秋白等几个同志听后异口同声地说：“叫他们都到莫斯科‘东大’来好了。”（即斯大林共产主义东方劳动者大学）
第二年，大约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吧，以赵世炎同志为首的一大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如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以及留德的熊雄等陆续转道来到莫斯科“东大”。此时秋白同志已经回国了。
当时秋白等几位同志问我的打算，我正踌躇不决。他们就建议我先在“东大”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国工作。任弼时、罗亦农等同志在场，也极力怂恿。于是我决定留下来。
秋白同志关切地问我：“你恐怕还没有吃饭吧，走，我带你吃点饭去。”于是他领我到食堂，用自己的饭票给我买了饭。
饭后又是秋白同志亲自为我安排了临时住处——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底下的储藏室。这里的电灯彻夜通明，还有暖气。里面放了许多床架、草垫之类的东西。秋白对我说：“今晚你暂时在这里住一夜吧，明早我就来接你。”可能是因为太疲劳了，秋白走后，我和衣而卧，很快就睡着了。半夜冻醒，我便拿了草垫子盖在身上，呼呼直睡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秋白同志就匆匆跑来接我。领我到“柳克思”旅馆，招呼我吃了早饭。
见到陈独秀，他对我说：“我和秋白等几个同志商量过了，你暂时留在这儿，先在‘东大’学习一段时期再说。”
后来“东大”的同学便把我接了去，又发给我学生制服，还有备外出用的毡靴、红军的大衣和帽子。
我们住在特维尔斯卡娅大街五十三号（现为高尔基大街）二层楼的一间大屋子里。当时那儿有不少人，记得有肖劲光、许之桢、张伯简，还有彭述之，人们称他为“孔夫子”。罗亦农、任弼时住三楼的一间屋，王一飞同志也在楼上。
我刚入“东大”时，在法文班上课，后来转到中国班。秋白同志担任助教和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他经常来到我们中间询问工作、学习情况，对我们十分关怀。此后不久，秋白同志奉调回国，担负党的领导工作，负责宣传部门。
大革命时期，秋白同志做了许多理论方面的工作。他曾先后担任党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的编辑、主编，着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在我党创办的第一所革命干部学校——上海大学任教务长，主持社会学系。他亲自主讲社会科学概论。秋白同志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听课的人往往屋里屋外、窗前门口比肩接踵，十分踊跃。一九二五年，秋白同志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深刻揭露戴季陶主义的反动实质，对他的种种反动理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国际？》的著名小册子中，他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封建家长作风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全党的拥戴。秋白同志还全文翻译了斯大林关于马列主义的演讲，改题为《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他还先后写了《共产国际当前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反对陈独秀与机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等文章。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党中央时，我同秋白同志经常见面。在会上讨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指示，秋白同志发言后，每每自译成俄文（因有共产国际代表在场），不劳王一飞同志代译（王一飞同志，浙江人，很早就牺牲了）。他的俄文水平是很高的，他还通法、英等文字。
一九二八年底，我到莫斯科，又一次见到了秋白同志。那时他参加党的“六大”，以后就留在莫斯科作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
在此期间，秋白同志研究问题很多且很深。比如：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及中国字拉丁化字母问题等等。
远在三十年代初，由“中国通”尤果夫、史萍青等人发起，在当时远东的伯力、海参崴的中国劳动者中间推广拉丁化北方话，就是利用秋白同志与郭质生制订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组织了委员会，由列宁格勒、莫斯科到远东的海参崴进行推广。这一工作深得当时在海参崴的吴玉章、林伯渠等同志的赞助。在伯力还专门出版了《新文字报》，读者很多，在中国劳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学习几个月就能用新文字写信、写文章。这股文字改革之风后来一直传到陕甘宁边区，创设新文字研究会；以后全国解放，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广普通话委员会等等。此风经久不衰，溯其源，秋白同志是有着极大的功劳的。
一九三一年，米夫、王明把持四中全会以后，秋白同志就以对立三路线搞调和主义的罪名被排斥在党的领导机关之外。在此期间，他专心从事革命文化活动。他不妥协地与“第三种人”斗，与“民族主义文学”斗，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一次次地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向无产阶级文艺发起的进攻。他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了“左联”的革命文艺运动，提倡大众文学。秋白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密切。鲁迅先生曾有一副对联赠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足见两人关系之密、相知之深。在搞地下工作的时期，秋白同志多次在鲁迅先生家里避难。
秋白同志还编选了一部《鲁迅杂感选集》，并撰写序言，是为分析鲁迅思想的重要文献。他写的杂文常以鲁迅的名义发表，有时鲁迅先生写的杂文也用他的名义发表。
秋白同志还翻译了很多俄国文学原著。以后鲁迅先生曾为之出版过两本《海上述林》。他还曾用普通话和上海话两种文写了《东洋人出兵》的长诗。
这一时期，鲁迅、秋白和我有过一些书信往来（只可惜我回国时一纸秋白的信也未带回）。他曾向我要过俄文版的诗集。到后来，我考入“红色教授学院”（专门培训马列主义理论骨干和宣传、研究人员的大学）。秋白同志曾将此事告鲁迅。鲁迅先生甚为赞赏说：“现在我们总算有人真正研究文学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回到延安。陕北的五月正是天高云淡、晴空万里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从毛主席的住处告别出来，主席正巧要到南门外的交际处会一个客人，他邀我同乘一段车。到了鲁艺（我就住这儿），车停了要修理。我们下车在月下散步。我谈起牺牲了的老友叔衡、和森、秋白，特别是后二人正值壮年有为之时，不幸牺牲，可痛可惜！毛主席沉默了许久，对前二人没说什么。关于秋白同志，他说：“是啊！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言之不胜惋惜。
我又想起二十年代末，当彭述之不肯在《向导》上继续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不正是秋白同志将全文用小册子的形式在武汉出版，广为发行的么！而且秋白同志亲笔写序言，称“彭湃是广东农民之王，毛泽东是湖南农民之王”。时毛主席正抱病住武昌，亲眼见到了这本小册子。毛主席对此十分感激。
秋白同志一生崎岖坎坷，为革命、为民族忠心不二，奋斗不已，最后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秋白同志临终前，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伟大气节。可又有谁料知，在事隔三十年之后的十年动乱中，秋白同志于九泉下又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秽口污水。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他的历史功绩将常留人世。
一九七九年秋，卧病室中，适秋白同志的女儿来看我，我们共同回忆了一些往事。想起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于是写了这篇小文章，作为对秋白同志的回忆。
一九八○年五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