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布尔雪维克——玛丽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关于“女布尔雪维克——玛丽亚”
编者
本刊第一期发表了高玉亭先生的《评初中国文第四册》以后，先后接到北京、太原、石家庄、新乡、祁县等地中学教师反驳的文章。这几位教师很热情，很认真，表现了高度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我们感谢他们给我们以鞭策。并希望他们及本刊所有的读者，经常地、毫不客气地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从整个工作的方向上直到个别的论点上。
这几位教师的反驳，集中在高先生对“女布尔雪维克——玛丽亚”这篇小说的批评上。他们几乎一致地在以下两点上不同意高先生的意见：（一）说玛丽亚对卜哥裴的不和不是建筑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上，而是简单的由于闹气；（二）说玛丽亚不是个革命人物，“倒像个带二流子习气的女人”。我们重新研究了“玛丽亚”那篇小说和高先生的批评，认为几位教师的反驳是有理由的。因为高先生的文章中全部抹煞了玛丽亚的革命性，完全把她看成了一个否定的人物。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从“女布尔雪维克——玛丽亚”那篇小说的某一方面来看，的确如新乡市工农中学刘正一先生所指出的：“玛丽亚的争取解放斗争是正义的，其作用也是很大的。在个别的字句上，看不见她‘宣传革命理论’，看不见她‘讨论妇女如何才能得到解放’。可是从玛丽亚的通篇故事看，便可以看到‘妇女解放的道路’——学习进步理论（看布尔塞维克的书）与战斗（如创办俱乐部，团结了‘想过别样生活的女人’，积极工作，参加党……）。的确，劳动生产是妇女解放的主要道路。但玛丽亚当时所处的情况是反革命的哥萨克正要打过来，革命秩序还没有巩固，普通农民都骇怕被选为苏维埃的委员。这时候正需要有果敢坚强的分子起来积极带头，玛丽亚便是这样一个人。”石家庄第二中学杨一凡先生说：“这一篇文章从表面上看，是写一个妇女翻身革命的经过，其实作者是企图通过这个小故事来反映一下当时革命波及到农村时新旧社会的斗争。”
但是，光是单纯地强调玛丽亚的性格的革命的一面、好的一面，或者单纯地指出作者主观企图上的好的一面，也还是不正确的。因为，主题的积极性并没有在这篇小说中得到恰当的正确的反映，而形象的概括性也不够完全和健全。譬如，就大家所不同意的第一点意见，虽说作者有表现革命前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企图，但从文字上所看到的只是玛丽亚嫌厌卜哥裴的“个儿小”、“脾气怪”；对于他们夫妇不和的社会根源，并没有看到恰当的与必要的反映。就第二点说，玛丽亚的反抗过程，写得也很不自然——一个刚刚走出家庭的妇女，会突然跑到演说台上高叫“农民同志们！”会由读书报变化了气质。作者在表现妇女在革命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时候，也把他们写得过分突出了，没有顾及到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而且忽视了紧张的革命斗争期间团结一致反对反革命的哥萨克进攻的紧急任务，过分强调了婚姻问题，以致使以玛丽亚为首的妇女们脱离了群众，在农村中形成了与男人的对立，因而以卜哥裴及作者所假设的“我们”为代表的农民（男人）竟“恨不得一下子把这革命打倒”。玛丽亚的性格，在作者的笔下，是有着充分的“反派”的描写的。此外，大段的男女关系及恋爱场面的描写，无疑的也削弱了这篇小说的积极的一面。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作者为什么创设了这样的形象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到作者涅维诺夫及其创作方法了。
作者涅维诺夫，在季莫菲也夫著《苏联文学史》（水夫译、海燕书店版）里是列入“接近高尔基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中的“农民作家”的。“这些作家自己有时还不怎么善于创造概括的形象，他们的现实主义不够深入，从次要中区别出主要的本领也不够。他们的创作似乎是站在自然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路上。”（页一九六）“在农民作家的创作中，有许多偶然的、不重要的生活图景，因此他们作品中的性格是贫乏的，不富于表现力的，主题建筑在事件的列举中，而毫无组织起来的发展……”（页一九七）这样作家的作品，用高尔基在“关于一个论争”里的说法，就是“把鸡毛和鸡肉一同炒”。玛丽亚的性格中，有“鸡肉”的部分，也有“鸡毛”的部分，因为作者不能区别，“不怎么善于创造概括的形象”，“没有组织起来的发展”，所以她的性格便表现为“贫乏的”了。
对于作者涅维诺夫，鲁迅也有过批评。从作者另一篇作品《我要活》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鲁迅也认为作者“殊不似革命的劳动者”。但鲁迅说：“作者还是无产者文学初期的人，所以这也并不足令人诧异。”因为“革命以后的无产者文学………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作者涅维诺夫在一九二三年便死了，这使他的创作没有能获得追上时代发展的发展。
我们不能再多费笔墨在这儿来谈更多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这样：高玉亭先生对这篇小说的看法是片面的，有错误的；但各位教师们的意见也不完全。此外，原课本编者将它作为“新写实主义”的典型作品提供起来，也是不正确的。显然，作者及其创作离开新现实主义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登出这篇东西，希望把这问题作一个结束。至于这篇文章不适于作为中学的国文教材，这一判断我们以为是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