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理论的贡献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理论的贡献
丁守和
蔡和森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党的早期的卓越领导人。早在六十年前，蔡和森就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主张明目张胆地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并且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英勇奋斗，最后壮烈地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蔡和森在青年时代就热烈追求革命的真理，立志拯救国家，改造社会。一九一八年四月，蔡和森和毛泽东等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们大多是奋发有为的青年，他们不满旧社会和一切旧的东西，充满着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蔡和森提出，要“时时与恶战”，要将万恶的旧社会“捣之碎之”，“烧之熔之”，“演而进之”。随后他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活动方针。毛泽东及当时在国内外的会员均表赞成。
为了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一九二○年初，蔡和森到达法国勤工俭学。他“日惟手字典一册”，“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短期间内，就收集了上百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择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他从法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因而很快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蔡和森在一九二○年八、九月写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次年二月写给陈独秀的长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系统地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中国发生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现社会制度所能解决的，“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从而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特别重要的是，蔡和森明确指出，要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主张。蔡和森认为：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它旗帜鲜明地称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应分布于工厂、农村、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五、这个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有组织有觉悟的战士，担负伟大革命事业。
蔡和森所阐述的这些思想，今天看来当然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但是在当时党的筹建工作刚刚开始、《共产党》月刊还未出版的情况下，却是很少见的，因而曾发生广泛影响，对党的创建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给蔡和森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蔡和森对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二一年底，蔡和森回国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积极从事党的实际工作，同时继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注意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现状，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一九二二年七月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经过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蔡和森是大会文件起草人之一，对党的革命纲领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大”选举蔡和森为中央委员，至“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二大”以后，蔡和森在党中央工作，负责编辑党的机关报《向导》，大力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就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点，指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蔡和森文集》第195页），鼓舞革命人民要敢于同帝国主义、军阀斗争。他还批评了胡适等人提出的“好人政府”、“联省自治”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国民党人的错误观点。《向导》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一九二二年党的西湖会议和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着重讨论了和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蔡和森参加了两次会议，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他赞成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国民革命。但是，他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和陈独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的错误观点。他强调指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随后他又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性、中派的动摇性，要求共产党人保持革命警惕性。
蔡和森积极主张发展工农运动，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并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坚”。他指出，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新动力”、“台柱子”，只有依靠工农阶级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他就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问题，指出“农民运动之武装的形式”的重要性。他向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指出：“你们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同上第760页）
在这期间，蔡和森还在上海大学兼课，讲《社会进化史》，详细介绍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九二五年底，他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长篇讲演，详细回顾了从建党到一九二五年中央第二次扩大执委会议的历史，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这可说是我们党的第一部党史著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蔡和森参加了党的“五大”，并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进行了斗争。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严重困难时期。蒋介石已公开叛变，汪精卫由准备到实行叛变。在三个多月时期里，蔡和森作了巨大努力，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力图挽救革命危机，使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湖北叛变。二十一日，许克祥在湖南叛变。蔡和森和李立三向中央提议，由叶挺部和中央军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再由粤汉路直取湖南为根据地，尔后取湖北和广东，同时广泛发展工农武装，准备以革命暴动对付反革命暴乱。但鲁易却认为当时的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与所谓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鲍罗廷和谭平山甚至参加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马日事变”调查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拒绝了蔡和森等的意见。
“五大”以后，中央曾多次开会讨论党的工作方针，但共产国际两位代表却争吵不休。鲍罗廷强调和国民党的关系是中心问题，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认为当时只能减租减息，不能搞土地革命；鲁易在“马日事变”后虽主张反击，但提不出任何办法。陈独秀倾向鲍罗廷。蔡和森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把工作中心放在发展工农运动，扩大工农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反动派坚决进行反击。
六月初，汪精卫到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议，反共倾向已明。为了摆脱困境，陈独秀、鲍罗廷提出“东征”蒋介石；鲁易、谭平山要求“南伐”广东；蔡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我们应当坚定地自觉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建立我们的根据地，并具体拟定了两湖议案。当时正接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信，因此中央通过了两湖决议案，并派出大批军事干部赴湘准备暴动。但以后鲁易又推翻了这个决定，虽然周恩来与鲁易力争，还是无济于事。
唐生智把部队撤回武汉以后，明显地暴露出他要巩固自己在两湖的地位和打击共产党的企图。可是鲍罗廷却极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鲁易极力拉拢汪精卫，他甚至将国际来信给汪看，结果给汪发动叛变以借口。当时蔡和森正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六月二十五日，他写信给中央常委：“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
‘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这是在革命危急关头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可是陈独秀等没有接受。
七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党中央改组了政治局。从七月十六日，蔡和森连写七封信给中央常委，提议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新方针，发动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并愿留湖南工作。但这些意见张国焘都未接受；周恩来主张武装斗争，张国焘也反对。
蔡和森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同瞿秋白、毛泽东等一起批判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坚决主张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蔡和森是秋收暴动的提案人之一，并再次要求赴湘参加秋收暴动，不必留政治局，同时提议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深刻反映了他对毛泽东的了解和信任。
所有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蔡和森在革命紧要关头，立场坚定，思想敏锐，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又能密切联系实际，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正确的主张和意见，以便推动革命发展，或使革命少受损失。蔡和森是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二八年七月，蔡和森参加了党的“六大”，对政治问题、职工运动和农民土地问题都作了发言。他在这些发言和随后写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中，批判了右倾及“左”倾机会主义，论述了中国革命性质、农民问题和革命转变问题等。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成为取消主义者，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现在只能进行合法运动，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再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宣扬“二次革命论”。“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鼓吹“一次革命论”。蔡和森批判了这些错误论调。他指出，中国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蔡和森特别强调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彻底发动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工农政权，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关于革命转变问题，蔡和森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劳动群众宣布，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前途，并且为争取这个前途而努力奋斗。但是在经济落后的中国，首先必须进行民主革命，“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才能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他还具体分析了转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客观条件，指出只有大力发展工农力量，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巩固在民众政权中的地位，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发展。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蔡和森当时能够从理论上概括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规律性的问题，并加以分析和论述，这是对我党革命理论的重要贡献。
一九三一年，蔡和森在壮烈牺牲前夕，写了著名的《论陈独秀主义》，深入分析了陈独秀主义的社会根源，批判了它的根本错误，对于全党认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很有教育意义。但是文章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认为“右倾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之主要的危险”。这显然是受到当时由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路线的影响。从蔡和森思想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被认识的。象蔡和森这样卓越的思想家、政论家，由于只经过一次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他也主要是认识右倾错误及其危害，而没有认识“左”倾的严重危害。所以，对于蔡和森在作品中流露的某些偏颇，我们应当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科学的说明，而不可苛求前人。
蔡和森同志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努力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中国革命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那些闪耀着革命思想火花的著作，是革命史上的丰碑，必将永远流传，使我们得到宝贵的教益，给我们以战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