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新探索——1979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读后漫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现实主义的新探索
——1979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读后漫评
洁泯
向生活探索什么
1979年，小说《李顺大造屋》悄然问世，这对于当前的文学创作，仿佛在河流中投下一块石子，使旅舟中人不免回首去看望一下。因为它有点奇特，有点令人惘然，怅然。这个李顺大的一生，含辛茹苦，惨淡经营，想盖几间可以一家避风雨的房屋而不可得，但是他对生活的想望仍旧怀着火一样的自信力。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现实，是令人落泪的现实，也是严峻的现实。我想，凡是经历了生活的大动荡并且有过深思的人，对李顺大的生活愿望大概不会寄以绝望的，历史走了一点弯曲的路，生活开始呈现出希望的云彩，小说的结尾，看起来或者正是农民李顺大的生活真正的开始。
不过，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作出了自己的探索。六十年代前，赵树理在他的“问题小说”中开掘了中国农民淳朴的求实精神。此后，柳青从梁生宝的身上探求着农民坚实而旺盛的革命情操。周立波则在亭面糊的形象中探求着农民走向革命的历程。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迅速卷来的风暴冲刷着中国大地，这些色彩斑斓的人物或者为风暴所淹没，或者堕入了灾祸的漩涡里——这样，剩下了那个终年劳苦而只能蛰居在猪舍中过活的李顺大。他一面收破烂，一面一点一点地积攒起曾多次被夺走的砖瓦；他一面逆来顺受地听凭贫穷的熬煎，一面直起着腰干活；他不断地受欺压、讹诈，但是他终于没有被压倒。他的诚实、耐苦、憨厚的气质，使他硬朗地活下去；但是他又唱着悲凉的《希奇歌》，诉说着人间的不平。总之，不管天空中密布着怎样的忧云愁雾，他照实地干，几十年如一日，照样象蜘蛛在风雨飘摇中那样努力结网。这就是今天中国农民的一个真实的形象——这里面有着多少辛酸，但是，确实也透露着光。
这是个难能可贵的探索，是反映生活和刻画人物的深刻而精微的现实主义的深化。它越过生活的平面观察着它的内在的潜流，它表现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具有血肉的内容。
这种越过生活的平面，去窥视现实中种种不易为常人所看到的平凡而神奇的色彩，是这几年来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一个特异的成就。例如，《悠悠寸草心》中唐久远的故事，是作者在探索人间的那种世俗混沌之可怕。唐久远住过“牛棚”，有着自己从痛苦的经历中得出的那些清醒的经验，他对改革的决心尽管言犹在耳，但是世俗的浪潮却如此可怕地吞噬了他的良知。是世俗的风袭来的可怕呢，还是唐久远心灵中迎合性的趣味原来就如此的根深蒂固？这是生活向人们时刻提醒着的问题。作者的这种探索，是对生活的一种极为深刻的评判。
现在来看《战士通过雷区》。全篇旨意看起来是在写自卫还击战，但是深刻的笔触，却勾画着侯局长及其夫人方芷心的灵魂。这种探索，揭示了他们内心的肮脏。他们的卑劣的感情在他们的儿子侯方和另一个赵青森烈士的逼人的光芒下，实在是令人不齿。可见，文学作品的评判生活，其意义并不是消极的。
生活中那种潜藏得很深的东西，非经作者的精心探索，是难以洞察到的。《我爱每一片绿叶》除了写魏锦星这个正直的人以外，给人留下一个魏锦星的秘密的谜。当然，有心的读者并不想去弄清秘密到底是什么，重要的是作者给人们提示了一个清新的生活哲学：不要去干涉和追究每一个人心底里藏着什么，应该允许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有他自己独有的欢愉、痛苦、回忆、幻想的天地。至于《重逢》中所写的法庭上审判的局面，那不仅是探索，而是对朱春信的灵魂上的拷问，是一种难堪的、尴尬的拷问。小说对审判中“两个朱春信在战斗”，写得很深；倘若写成剧本，写出朱春信内心的独白，那一定是十分精采的。
1979年获奖的短篇小说，对生活的探索是多方面的。在生活里面，还有着嫩绿美好的花草，它们常常在浓郁的树丛中被掩蔽着而不为人们所看见。但是作家的笔，有时会如刺眼的阳光，透过树丫之隙，照出它们绚丽的面目来。生活中这种平凡的又是高洁的人性的美，需要作家精心地去探索和发掘出来。心灵的美是照亮生活的明珠，它能够增长人们爱好美的事物和追求生活的勇气。
我先说《雕花烟斗》。里面写了当年靠边已久的画家唐先生，在他无所事事时，在园林中认识了花农老范。当老范知道他是一个艺术家后，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崇敬的心情，两人竟结成了在凄风苦雨中不易求得的友谊。此后，唐先生一直收受老范的花，老范也接受了唐先生送他的雕花烟斗。到唐先生“落实政策”后，他的屋门口还经常有一个未通达姓名的人送来的花。因为唐先生的忙，渐渐地怠慢了老范的来访。不久老范病死了，死前告诉儿子要经常送花给唐先生，最后唐先生看到有人送来凤尾菊，满以为是老范，不料却是老范的儿子了。这里面，作者在开掘着从忧患的生活中生发着的一种纯洁的美。老范是个平凡的人，他并不有求于唐先生，只是出自内心的爱戴和友情；唐先生对他更有着忧患之交的感激心情。这作品中散发的情意是如此浓重，又如此恬淡，如此高洁，又如此平凡，此种情意凝结而为精美，便是老范的形象。在这个令人神往的艺术感受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作者在探索着一种高洁的人性美。
这个感受，也可以见之于《记忆》中的另一个人物方丽茹。她因为放映电影不经意颠倒了领袖形象的镜头，被定为反革命。自此多少年来，她默默地生活，“没有权利得到爱情的欢乐，家庭的温暖”。但是，当她知道了过去定她案件的秦慕平已平反时，还带了土产充满着同情心去看他。这个悲苦的、善良的少女，是生活中稚嫩的花草，但是她心灵中蕴育着的正义的力量，将使得一切貌似强大的滥施权力者相形而见绌。似乎还可以把《蓝蓝的木兰溪》中的肖志君作类似的比拟。这个勤奋工作的善良的青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为命运所摆布，终年看守在电站。他经常患病，广播员赵双环对他的同情与照顾，使他产生了纯洁的爱慕之情。但是那个公社领导盘金贵，不但把他们强行拆散，还将肖志君发送到远处去劳动。看着这些柔弱的花草是这样的美，但是那花草又常为风雨所随便吹打，为走兽所任意践踏，怎不使人心酸？自然，想起了作家们在生活中发掘出这些美好的心灵，实在是觉得有无限的快意。文学倘是于人有潜移默化之用的话，那末就让那些美好的心灵在人们的心灵上开出花朵来。
崭新的人物画廊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刻画着时代的印记，而时代的风物又是如此的千姿百态。作家写人，若不是为某种观念和框框所束缚，而从生活的土壤开掘起，必能写出从生活里面走出来的活生生的人物，写出他们性格迥异的丰采来。1979年的短篇小说中，写了不少崭新的人物，有的是先前的文学画廊中少见而可喜的人物。
我总觉得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是写得好的。评论中的赞扬声中自不免有溢美之辞，但那种彻底否定的贬词却是毫不足取的偏见。生活的原型中未必有乔光朴其人，但是那种敢于迎接困难，敢于负责，当机立断，具有魄力的人物，在我们各条战线上是有的。这种人物为我们的时代所不可少，它有着时代的感应，因而这个人物引起人们的向往，是可以理解的。但说这个人物写得不真实，恐怕未必。写一点个性，写一点缺点，有什么不可以？我认为，写乔光朴的果断的性格应该受到称赞。他对杜兵的处理，成立服务队，特别是未经童贞的同意就宣布婚期，这种独特之处，可能成为乔光朴的一种缺点，但有时也可能是办事奏效的关键，那就不是什么缺点了。说这个人物理想化了一点，但也无妨，倘是合乎他的性格的逻辑发展的，也未始不可以。
这一种卓尔不群的人物，其实还有《独特的旋律》中的殷萍。她一样是受着创伤的，但在时代的浪口，她的创伤似乎已为波涛所淹没。“创伤也可以化为力量，人活着，心里总有个明天，舔一舔伤口，对明天可以看得更清楚，想望得更强烈。”这种信念，使她重新燃起了向时代前进的火把。殷萍的性格是真实的，她活跃，泼辣，爱生活，有钻研工作的毅力。自然，她也有苦恼，也有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是生活的前进力把她带进了阔大的天地，用她的话来说：“创伤也可以化为力量”，这是无可怀疑的生活的真实，因此，这个人物有着无可非议的真实性。
说到真实，人们常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并不错，但是真实必须体现出生活的美，才能赋予它以艺术生命。在《阿扎与哈利》这篇小说里，如果说把阿扎与哈利这对好朋友，只写他们为了山本美葵子而化友为敌，那是很平庸的，自然这也符合生活的真实，但是它不能感人，因为这只是平庸的故事。只有当小说写出了他们的心灵，写了阿扎的崇高的品德，在生死关头他不记个人恩怨而舍死去救了哈利，这样，作品才打动人心，因为平庸的故事不能引起人的美感。阿扎的人格所构成的美，才使阿扎与哈利的友谊涂上了感人的色彩。
这种美的感受也可以从《空谷兰》中领略到。居民杰与萍萍本应是美好的一对，无奈生活的试炼揭示了萍萍的平庸的状态。爱情固然可贵，但比之更可贵的，在居民杰看来是高尚的革命工作和革命情操，而不是舍此去追求安逸。有这么一点不小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决裂是很自然的了。然而居民杰的形象的成功，并非出自某种想象，他的光彩，昭示着无可訾议的一种向上的生活力量，这个力量是我们这一代青年所要充实的，也是他们所要追求的。
现在我们来看另几篇小说中的几个激越的人物。
倘若说《小镇上的将军》用了沉痛的笔写这位将军矢志为人民的一片丹心，使这篇作品为人们所感动和称道，那末《话说陶然亭》所写的几个不凡的人物，也同样有着深厚的感染力。“将军”、“胡子”、“茶镜”、“老管”这几位老革命者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每天早晨他们混杂在公园的老人群中休憩闲谈，彼此互不相识，不知姓氏。生活把他们安排在一起，又把他们一起推上反“四人帮”的斗争之路。其中“胡子”、“茶镜”写得神态洒脱、栩栩如生，作者笔力遒劲，挥洒自如，几个人物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别有一格的《我们家的炊事员》，写一家七人，围绕着的是“家庭炊事员”爸爸。这是在四害横行时期中千百个家庭中常见的事。现在形之于文艺，写出了“爸爸”变化着的神情，从他的抑郁、沉默、振奋而终于卸去“炊事员”职的情节变化中，我们听到了时代的急剧变化所发出的前进的足音。
二十五篇小说，可谈的人物很多，但倘说是为了择取，那末我们所择取的是人物所浸润的时代的神采这一点上，这些人物大抵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感。文学的功能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文学作品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人物，借此给人们种种启示与教益，看来还毕竟是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而文学的现实主义，正是以拨动时代的声响，写出时代气息的人物为重要职责的。可以说，1979年在这方面的探索有着不小的进展。
开拓广阔的生活题材
生活如海洋，这就决定了文学的题材是无限广阔和取之不尽的。对题材的新的开拓，显示了作家向着新的生活领域的探索，从里面去开发出阔大的人生天地来。1979年的不少小说，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先前所未见过的生活图景。
《彩云归》写的是台湾故事，看起来就有点新鲜。小说中写黄维芝的正直，任九车的狡诈，朱义的机智，钟离汉的平庸，菊仙的悲苦，孝贞的凄惨，从这个故事中，把台湾同胞对故土家园的向往之情，写得如此真切、深挚，有着不胜哀愁的情意。不足之处，是小说的末端写黄维芝的隐名行医多年，最后终遂脱身之志，此时此地，侥幸如此，未免结笔粗疏。但是作品的题材新颖，仍不失为一篇佳构。
在写四害横行的题材中，《罗浮山血泪祭》的取材别创一格。一批搞生物学的科学工作者被当作犯人赶上罗浮山，他们受尽熬煎，仍坚持科学研究，发现了“锯牛”。其中写知识分子孟明的英勇较为成功。也许是作者拘泥于生活的原型吧，故事情节的发展略显得凌乱些。但是这个生活题材所择取的画面，却有着独特的引人注意的魅力。艺术上更有成就的，还是方之的《内奸》。它的取材也是独具匠心，从数十年前新四军的活动伸展到七十年代。本是商人的田玉堂，在革命的熔炉里成了革命者，到十年动乱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时，他的革命良心依然发着光。而当年虽做过粮行伙计的田有信，只因不易铲除的“谦卑地夹着尾巴”的本性，到七十年代竟大发作，诬告了革命者严赤夫妇和田玉堂。并非是内奸的严赤夫妇被诬为内奸，而诬告者田有信反因此而扶摇直上。这一题材的处理，描绘着人的灵魂之难测，人妖颠倒之难辨，但也终于是可以识别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又提供了另一种探索。本是和农民同根生的甘书记，在战争年代寄忧患于人民的疾苦，但到了大跃进时期，却不顾人民的死活而乱砍果树，对革命对人民的负责，此时竟化为乌有。一个干部，可以为追求和保全一己的权位而不顾人民的死活，对这种卑劣者的批判，应该看作有着现实的意义。这小说的取材，同《内奸》不约而同地起于几十年前的战争年代；一个短篇，贯串着一个人的出奇的变幻，它并非是幻觉，却是生活的写照，这是一篇很值得人深思玩味的作品。
还可以一提的是《信任》，它写的是农村生活中的一个打人事件。十年浩劫中，支书罗坤和贫协主任罗梦田的裂痕本来没有愈合，加上罗坤的儿子罗虎打了梦田的儿子大顺，裂痕就愈发扩大。其中写罗坤的精神颇精细，他不存私心，看顾大顺并为他治病，对儿子罗虎则执法处理，由此感动了梦田，恢复了相互的信任。故事虽平淡，但这样的生活题材却也溢流着一股清新的空气，它伸张着生活中的公正、坦荡那种高尚的情操。
《我应该怎么办》这篇作品是有争论的。但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悲剧却不能去责怪小说中的薛子君。薛子君对于爱情的态度是纯洁的。至于问题的解决，作者并不能为此开出处方，生活的复杂变幻的情状，有着多种的处理途径，让生活自己去解决的好。然而这个题材在人们心弦中激起过不小的回响，这是过去文学题材中少有涉及的领域，作为题材的扩展，也不失为是新的尝试。
在题材的宽广画面上，有写十年浩劫中哈萨克族深重灾难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有透视生活的美与丑的《谁生活得更美好》，还有写青年工人生活的《因为有了她》和《办婚事的年轻人》，这些作品择取的题材，都有着它的新意。题材的开拓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认真的探索。囿于某些题材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创作上必将如竭泽而渔那样的日趋枯竭，这有过教训，而且教训是深刻的。现在我们看到了这种可喜的开拓。1979年创作实践所得到的这种成就是不小的，这不能不归之于作家们敢于迈出这个步子的艺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