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先生和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王芸生先生和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刘大年
三、四十年以前，凡查考中外关系、中国近代史的人，总要看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我接触王芸生先生的大名，就是从这部名著开始的。那是一九四七年的春天，我在北方大学工作，利用养病时间收集一些中美关系的历史资料。解放区只有少数小图书馆，材料贫乏。某次我同校长范文澜同志谈起这件事，他指出可以注意两部书，一部是李鸿章全集，一部是《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拙作《美国侵华简史》那本谫陋的小册子上有关的部分，就大量利用了这两部书的材料。也就在那前后，我间接听到了王芸老关于时局的精辟言论。他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说一打黄河为界，再打长江为界，三打共产党统一中国。作为资产阶级重要舆论阵地的《大公报》的主笔，发出如此尖锐的抨击，不同一般。
中国革命飞跃前进。十年以后，中国人民早已打倒蒋介石，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七年春天，王芸老特地来近代史研究所找我，就修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征求意见。怎样改法，他自己认为大改困难太多，小改意思不大，倾向于中改。所谓中改，其实也近乎重新写过。自那时起，我们不断对一些学术问题交换看法。十年动乱期中当然谁也无法跟谁见面。彼此都在“牛棚”里，情况大同小异。重新工作以后我们碰见的次数多了，谈话也比以前深一些。王芸老长期办新闻，与各方面打交道，习惯于独立观察和判断，不苟同别人的意见。但他和所有的爱国主义者、革命知识分子一样，确信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舍此别无他途。在历史观点上，他不讳饰以前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可取。之所以毅然改写旧著，首先就是承认那上面有错误或欠妥当的地方。七十余高龄，继续勤奋治学，孜孜不倦，这是何等顽强的追求真理的精神！
去年七、八月间，王芸老来寓所欣然相告：改书的工作有进展，一、二卷即将杀青。
《修订导言》写出了初稿，打算听取意见后再作润色。我建议他压缩原定的“中改”计划，剩下各卷基本维持原状，只作最必要的改动，这样比较现实。他也同意。此后不久，我受聘讲学，到日本去了。今年一月初，在东京忽然连得芸老两封急信。一看是：
“世事难料，有如此者。忆上旬（按：时间隔了四个多月，不是“上旬”）晤谈，我尚在病院拘养。病不大，惟属慢性，尚须休养，直无可奈何之事。拙书尚在修订，计划今年完毕。第一卷将近期出版。修订序言，须作准备。前草初稿，修改不多。惟在邦交关捩之际，应有说明。国家方面，自有方针。国无常仇，史例甚多。望在此方面有所发挥，亦突（？）之史论也。专此拜恳，盼能于旬日内拜读大作。”
“昨呈芜缄，想已赐鉴。病中困顿，思绪紊乱，忘记一句要紧话，就是请您给我的拙书写一篇序言，以为荣光。并希于旬日左右交稿，最为感幸”。
这两封信顿时使我非常不安。一是担心他的全书修改计划难以亲手完成；二是在那样短的时间里我肯定写不出序言，徒然增添老人的企望、焦急。一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赶紧去医院探望。王芸老问我写序的事如何，并说全书分七卷印行，序言刊在哪一卷上都行。我只好答应等书出来以后，写个读后记。但是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从第一卷出书到现在，时间过去了近五十年，仍有修订再版的必要，说明它自身有足以流传下去的生命力。这是最好、最有力的评价。分别来说，第一，此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虽有若干缺陷，并没有妨害它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第二，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无论从思想、风格来说，都是这样。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书名标举中国与日本，实际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广泛的范围。例如杨儒与俄国财政、外交大臣的《问答节略》，暴露俄国的侵略凶相，材料独一无二。第三，新改一、二两卷，史料翔实，事例整齐，与旧著相比，大踏步前进了，完全是一部新书。没有改出的各卷，鉴于它具有的特色，由原来协助著者工作的同志，加工整理，继续印行，还是很需要的。尽管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出的史料甚多，如日本外务省的《日本外交文书》等，但各种史料重点不同，并不能使这部书再无足观。旧著上有的地方议论陈旧，如说袁世凯在廿一条交涉中指导颇为正确；对当事人留下的记录，如《总统密谕》、曹汝霖致陆宗舆书等，不加批评，过分相信，这自然是著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留下的烙印。诸如此类，我们整理的时候应当注意。台湾前些年出的一本《中日廿一条交涉》的书上，抓住这些地方，有意贬损，而对于王著的功绩只字不提。在对待前人的研究上，至少是很欠公道。
不用说，王芸老和他的著作，早就广为日本人士所知。今年一月六日，东京史学界的朋友同我在学士会馆举行座谈，出席者中有市古宙三、坂野正高、佐伯有一、田中正俊等二十几位先生。坂野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有《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等书行世，他问起王芸老近况，并说前几年访问中国，在北京机场受到芸老的欢迎，曾谈起《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等。我告诉他，此书将出新版，最近著者并有信来，要我写篇序言，讲一下“国无常仇”的想法。后面这一点，更引起朋友们的兴趣。
“国无常仇”，确实史例甚多，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一种情形，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的统治阶级，他们为本阶级、集团的利益，“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双方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被迫遭受牺牲。他们只有仇恨本国的统治阶级，同情对方被压迫的人民。统治阶级间的斗争，不论胜负谁属，一反掌之际，又可以言归于好，化干戈为玉帛。因此，封建阶级的国，资产阶级的国，都不存在“常仇”的问题。这是很普遍的。再一种情形，一个国家、民族的统治阶级，压迫、侵略另一个国家、民族，或者公然灭人之国，或者强占领土，订立不平等条约，变后者为附庸、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恶感、民族仇恨随之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近代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就属此类。当斗争激烈，被侵略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的利益、权力受到威胁时，往往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投降外国，充当走狗、儿皇帝。对他们说来，确实是国无常仇的。被压迫国家、民族中的人民，尤其是劳动群众，他们受到双重、多重压迫、剥削，沦为奴隶牛马。他们仇恨出卖民族利益的本国统治者，当然也仇恨外国侵略者。侵略、压迫存在一天，民族仇恨就存在一天。对他们来说，又是国有常仇的。这同样是很普遍的。又一种情形，中国与日本现在的关系可以作为代表。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地位，正义伸张了，国家、民族遭受侵略、凌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确立中日两国间正常、睦邻、友好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到底确立下来了。国无常仇，现在从中国人民看来，基础牢固，意义一新。中日间二千年正常关系的历史，值得我们回顾，我们更应当打开眼界，瞻望长远的未来。这样一点越来越突出：世界历史的动向，最后是由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意志向背所产生的社会运动、历史潮流所决定的。而这种潮流一经形成，即使有支流，有停滞，迂回曲折，终究要无可阻挡地进行下去。因为人民的意志、巨大力量是不能违逆的。中日两国关系长远的未来，肯定也是这样。
我们谈论历史，首先必须承认历史事实是不能修改的。它原来怎样，就是怎样。中国、外国的剥削阶级有什么罪恶，就讲什么罪恶。用甜言蜜语叙述他们的活动，等于蒙骗读者。离开基本事实，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那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我们谈论历史又必须承认历史本身是不断发展前进的。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变换了，仇与非仇的位置也就跟着变换。辩证法不承认世界上有那种永远的、绝对不变的事物。揭露阶级、民族的压迫，是为了最后消灭产生它们的根源。笼统地讲民族恶感，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王芸老在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书中不赞成“历史糊涂主义”，同时又主张“国无常仇”。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是合乎辩证法的，而且表现历史的眼光辽阔。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新改本没有出齐。照我所知，叙述一点著者改书的经过、最新的思想发展，就勉强算个《读后记》吧！谊厚而言薄，一定远不足以副王芸老生前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