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对人民负责——记怀仁县委书记王建功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勇于对人民负责
——记怀仁县委书记王建功
雁北，高寒干燥，风沙漫天，是山西省自然条件较差的一个地区。怀仁县又是雁北地区工作比较落后的一个县。可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三年间粮食总产量平均年递增9．9％，农业总收入递增15．48％，工业总产值递增18．6％。到1979年，全县人均口粮五百斤，农村人口人均分配122元，农业生产的几项主要指标跃居全区第一。平原造林是全国先进县，受到国务院表彰。这些成绩是怎样取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怀仁县有一个勇于对人民负责的县委书记——王建功。
1958年，王建功毕业于山西师范学院，当过中学教员、地委组织部干事、政策研究室主任，1975年任怀仁县委副书记，1977年11月任县委书记。
只有一个出发点——人民群众的利益
王建功任县委书记后，首先考虑如何从物质利益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时山西全面推行“大寨式评工记分法”，从省到生产队，都提倡“一出勤，两送饭，晚上加班干”。实际上社员出工后，“冬天靠墙根，夏天蹲荫凉”。王建功在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就意识到，平均主义的计酬方法根本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决心改变“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记分一拉平”的现象。
他来到何家堡大队，和干部、群众一起琢磨出了个“三结合”管理方法：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与群众评议相结合；奖惩制度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定工与定产量相结合。这办法很快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实行这种办法当时是冒很大风险的，有的干部悄悄告诫他说：“现在‘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你这办法分明是和大寨唱对台戏，太危险了！”王建功回答说：“咱们不能为了自己‘保险’，让老百姓饿肚子！”他毫不动摇地把“三结合”的管理方法试验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怀仁县委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决定让王建功去总结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并主持经验交流会，在全县推广。可是，就在这时，山西刮起一股冷风，省里的领导人在大会上提出了“包产到组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不少人认为责任制不能坚持了，还是让社员去吃“大锅饭”吧！怎么办呢？王建功到金沙滩公社刘宴庄大队调查，到群众中寻找答案。
经过深入了解，凡是老实肯干、爱劳动的社员都拥护责任制；少数干部嫌责任制麻烦，不赞成；有些干部亲属，在“大寨式评工记分法”保护下可以干轻活，拿高工分，也不赞成责任制；不想劳动的尖滑头，当然更反对。有调查研究就有了发言权。王建功对几位认为“风向不定”的公社党委书记说：“我们办事情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广大群众的利益。不管刮什么风，只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我们就要坚持干下去。”
对王建功这类作法，早有人拿着“反大寨”的帽子等待着秋后算账。可是，秋天到了，他们等到的是：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了22．5％。
要造福于民，不为自己树碑立传
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好大喜功、不讲实效的作法，也给怀仁带来过灾难。前些年学大寨，在吴家窑公社搞了一个五级高灌站，气势雄伟，蔚为壮观，但电压不够，水源不足，一直不能受益。1977年，怀仁又学昔阳“经验”，也搞了个“西水东调”工程，通过十八公里长的明渠，送水到海北头公社。由于渠道长、气候干燥，水还没流到目的地就渗漏、蒸发光了。
然而，这些教训并没有使有些人聪明起来。1977年8月，雁北地区处在农作物后期管理阶段的时候，地委负责人却要求全区突击抓农田基本建设。有些干部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迫社员流着眼泪割倒了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庄稼。王建功和县委绝大多数常委认为，应当一切从实际出发，宏伟壮观、应付检查、参观的表面工程不能搞；庄稼不熟不能收割。
一些好心的同志怕他挨整，建议他还是要搞点表面工程做做样子。王建功在常委会上说：“农田基本建设搞好了造福于民，搞不好劳民伤财。那种不从实际出发、为个人树碑立传的荒唐事，我们一件也不能干！”常委们都同意这个意见。根据怀仁干旱少雨，地下水丰富的实际情况，他们就多打井，把地下水提上来。怀仁风沙大、土质不好，他们就结合植树造林，改造低产田，建设田、林、路、渠综合治理的方田林网。
“帽子来了我顶着！”
王建功来怀仁当县委副书记时，就立志要脚踏实地地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一天，他到宋家庄大队社员朱进元家吃派饭，发现老太太和女儿挤在一间做过羊圈的小房子里。原来全家六口人只有两间房，儿子、儿媳、孙女一间，老太太和女儿一间，另一个儿子因无房住，至今连对象也找不到。后来，他到鹅毛口公社羊圈沟大队、金沙滩公社刘宴庄大队，也发现同样情况。他问干部、社员：是没钱盖房吗？不是。不少社员手中早就积蓄了盖房的钱。是没木料吗？也不是。很多群众早就把椽木等备齐了。到底为什么？原来是因为学大寨要“先治坡，后治窝”。他想：只顾学大寨，不顾群众的衣、食、住，群众还有什么心思搞生产呢？
他又来到宋家庄大队跟干部们商量，能否统一规划，允许社员盖新房？起初，大队、生产队干部怕有人扣帽子。王建功说：“帽子来了我顶着！”干部们不怕了，这个大队从1976年起就有计划地批给社员地基让他们盖房。朱进元一家很快搬进了宽敞明亮的五间新房，儿子也高高兴兴地娶了亲。
王建功任县委书记后，全县到处都在盖新房。可是，人民高兴的事，有的领导人并不高兴。这年春天，正当群众利用农闲有计划地盖房时，地委有两位领导干部到怀仁县郝家寨大队检查工作，下令严禁盖房，还说：“你们粮食没过黄河，房子倒过了长江！”又找到王建功质问说：“大寨人‘先治坡，后治窝’，你们为什么不学大寨？为什么还让社员盖房？”
王建功没有理睬他们的“指示”，全县的新房依然不断拔地而起。至今，全县已盖新房16，000余间，有15，000多间是社员住宅。
“哪有共产党怕农民富起来的道理？”
十年动乱期间，从大寨传出来一个口号：“大批促大干”，又批社员，又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
新家园公社陈家堡大队只有一百多户人家，在十年动乱中，就有26户社员被戴上了各种帽子。人心本来就受到压抑，再加上天天“抓纲”，月月“批资”，弄得社员生活一年比一年穷。附近的姑娘不愿嫁到这个村，二十几个小伙子，年近30岁，找不到对象。有的被迫到内蒙古、青海招赘。群众痛心地说：“抓了纲，丢了粮；批了修，减了收；到处‘莺歌燕舞’，生活越来越苦。”
这种景象，在怀仁并不少见。王建功为此夜不成寐，翻来复去地想：哪有共产党怕农民富起来的道理？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要普遍贫穷？
在常委会上，他谈了自己的想法，提出“既要抓粮，又要理直气壮地抓钱”。但有人说：“你不怕人家给你戴‘重副轻农’、‘和大寨对着干’的帽子？”王建功说：“只要能使广大群众富起来，不是穷了大家，富了我一人，有什么可怕的！”正在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指明了方向。县委派工作组来到陈家堡，经过调查研究，为七件冤案平了反，给11户地富分子摘了帽子，调动了全村群众的积极性。王建功和新选出来的大队干部一起抓生产，农林牧副一齐上。仅仅一年，陈家堡就大变样了：1979年全大队每人平均生产粮食1，700斤，每人平均收入170元，新媳妇娶了17个。大队富了，买了20英寸的电视机；社员富了，大姑娘找上了门。当年的“光棍村”，如今红火起来了。
怀仁变了，王建功没有就此止步。当记者访问他时，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农村工作的根本问题，仍然是继续解放思想，不肃清农业上极左典型造成的恶劣影响，那才真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哩！”
新闻研究生　吴鸿业　本报记者　李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