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作品应注重真实性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传记作品应注重真实性
范寅铮　徐日晖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先烈和老一代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历尽艰险，赢得了胜利，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四人帮”被粉碎后，人们要求收集、整理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编辑成书，既可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又可作为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依据，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近几年来，在宣传革命先烈和老一代革命家方面，出版了一些传记和回忆录，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鼓励。但在这类出版物中，也存在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内容上的违背历史真实的问题。
产生这个问题有其客观上的原因，如文字资料不足，史实核实不易等等。特别是有关革命先烈的具体活动，很难找到文字记载；即使有一点，又大都一鳞半爪，语焉不详，主要靠同时代的老同志回忆和提供。因此由个人回忆提供的资料所整理的传记和回忆录，在史实上有某些出入是难免的。现在不容忽视的，倒是由于主观上的原因所产生的人为的“违实”。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传记作品质量不能提高，而且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反映历史上的斗争，给前辈们予以正确的历史评价的问题。
我们感到，传记和回忆录作品的问题，突出的有下列几点：
一、把“人”写成“神”。有些传记没有摆脱“天才论”的窠臼，似乎老一代革命家从小就是“天生”的革命者，从参加社会活动的第一天起，就是领袖群伦的先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人表率、无比正确和完美无缺的。这种写法，首先就给人一种天赋聪明，超人一等的感觉。其实，我们的革命先辈，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些不满现实，有理想，有朝气的热血青年，他们在求学时期，在社会活动中，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其思想言行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不能不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他们总或多或少有过错误和失败的苦痛。他们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他们在荆棘遍地的环境里，敢于探索，勇于实践，迎难而上，百折不挠，斩断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各种羁绊，寻找正确的道路，辨别正确的方向，因此他们也必然有着成功的喜悦，胜利的欢乐。传记作品应该如实地反映他们这种艰难曲折的历程，使人们不致对老一代革命家感到高不可攀，而是有范可循，引导人们学习老一代革命家的战斗精神，奋发向上。
二、把个人置于党和群众之上或之外。有的传记为了突出个人，在描述某一烈士时，总要着重写他与那些日后成为重要革命领袖人物的关系，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他的身价。例如，有一位著名的烈士，分明是湖南省委派他去黄埔军校学习的，却要写成是领袖直接介绍他进入黄埔；分明与领袖直接接触不多，却要添上连夜准备材料向领袖汇报和请示的描述。这种以个人的关系代替同党的关系，以个人的实践，去代替群众的革命实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是没有摆正个人同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一种反映。这个问题，即使写著名的革命领袖人物，也要注意，因为我们常说的革命领袖，通常不是指的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党的领导是通过集体领导来实现的。而某些领袖人物的作用，不过在于他善于集中群众的集体智慧，善于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并通过集体领导，用以指导革命的胜利实践而已。离开了群众和集体，任何领袖都将是一事无成的。就拿创建农村红色根据地来说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那时在农村建立的较大的革命根据地就有六、七处之多，它们起着打击敌人、壮大革命力量的作用，它们的领导者对中国的革命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斗争的实践，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革命理论的创立。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凡是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都要严格地把个人的行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置于群众斗争实践之中，并把党和群众摆在应有的位置上。这样才能摆正个人同党和群众的关系，才于人们从事革命实践有所教益。
三、溢美与溢恶。对人对事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褒则溢美，贬则溢恶，这也是有的传记作品中的毛病。例如有位我们大家尊敬的烈士，她积极参加工农运动的斗争，却从未领导过平、浏、长的地下武装；她的性格幽娴贞静、坚定乐观，但并不是驰骋沙场、叱咤风云的人物。传记应该如实地写她的生平，从平凡中见其伟大，而不应该用虚构的事实以显其“美”。溢誉，反而损害了英雄形象。还有些传记，把众所周知的事实避而不提，甚至把有的事件张冠李戴，把功劳记在别人身上。对于这种作法，读者多有责难，个别的还作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一个值得深刻汲取的教训。
以上的几种情况，都是违背传记作品的根本要求的。传记的主心骨就是真实，来不得虚假。鲁迅说过，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如果作品虚假，就会使读者感到不可信，传记即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主张传记作品中的主要事件，都要有充分的根据，不能任意杜撰，在史实没有弄清或无法弄清的情况下，就宁可粗一点，不必作过多的细节描述，以免画蛇添足；也不要抓住一点，肆意渲染；当然，更不能无中生有，任意虚构情节。
撰写传记作品，确实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为了纪念先烈，为了歌颂老一代革命家，为了激励今人，教育来者，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许多不辞艰苦的同志担起这副重担。我们的传记作品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必将不负人们的殷切期望，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