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群众治穷是共产党的天职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领导群众治穷是共产党的天职
本报特约评论员
最近，党中央提出建设西藏的任务和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治穷。这个精神不仅适合于西藏地区，而且对于各个地区和各条战线都有启发思想的作用，它将激励广大干部和群众为治穷致富而奋斗。
我们国家已经解放30年了。在这30年中，我国在政治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整个说来，还是很穷的。个别省、区，特别是某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偏僻的老革命根据地，那里的农民更穷。他们辛勤劳动一年，所得却甚微。不少人家手头无钱，锅里少米，身上缺衣，连较低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定要领导群众大力治穷，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尽快地摆脱贫穷状况，逐步富裕起来。
要治穷，首先要端正对穷和富的认识。
林彪、江青一伙把穷和富的关系搞得混乱不堪，认为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制造出“穷革命”、“富则修”的谬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他们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到处“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路”，“反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等等。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我们许多干部思想上怕富，政治上批富，措施上限富，门路上堵富，分配上卡富。那个时候，群众也怕讲富，怕露富，更怕把自己当成“暴发户”。于是，在干部和群众中普遍存在一种“恐富症”，盼富不敢富，大家只好绑在一块穷，似乎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
是不是越穷越革命？
在阶级社会里，穷或富，是同占不占有生产资料相联系的。地主资本家靠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剩余劳动而发财致富；劳动者则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遭受剥削而一贫如洗。在旧社会，穷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结果。处在一无所有地位的无产阶级是最反对现状，最强烈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因此最有革命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只有起来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权，改变私有制，才能创造由穷变富的客观条件。所以那时说“穷则思变”，越穷越革命，是有一定道理的。
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早已成为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大家都生活在集体之中，人人平等劳动，按劳分配，已经具备了由穷变富的客观条件。这时再说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就毫无道理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送穷”，而绝不应当“颂穷”。
富了会不会变修？
富和修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富了就会变成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在于富，而在于榨取剩余价值。我们共产党只反对剥削，从来不反对富裕。富裕作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概括，并不专属哪一个阶级，而是人类共同向往的。所以，在对待富的问题上，关键要看是劳动致富，还是剥削致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群众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劳动致富，不仅不应当指责和限制，而且应当大大鼓励和支持。劳动致富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更不会导致党变修、国变质。林彪、江青一伙不区别劳动致富和剥削致富，把二者混淆起来，胡说富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贩卖他们那套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害怕富裕是一种糊涂思想。四十多年前，斯大林就批评过苏联党内这种怕农民富裕起来的糊涂思想。斯大林说：“当有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有受资本家剥削的穷人的时候，列宁主义者是依靠穷人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分子已被击溃，穷人已摆脱了剥削的时候，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不是要巩固和保存已经被消灭了存在前提的贫穷现象和穷人，而是要消灭贫穷现象并把穷人提高到过富裕生活的水平。”（《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8页）今天重温斯大林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克服那些怕群众富的“左”的思想障碍，仍然是很有教益的。
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穷致富，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我们党不领导群众去治穷，去抓富，不能使群众由穷变富，过上富裕的生活，那么，群众就会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意思，我们党就从根本上脱离了人民群众。多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领导好群众治穷，党的威信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大力治穷，由穷变富，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能够保证全体劳动者支配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使大家共同富裕起来。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列宁选集》第3卷第571页）我们一些同志并不真正了解这个真理，他们不懂得，穷是战胜不了资本主义的，穷也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建成，那是愚蠢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使人民群众富裕起来。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使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的生活，人民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如果这样，群众就不会欢迎社会主义，就不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总之，大力治穷，由穷变富，是共产党的天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把穷和社会主义联在一块，是地地道道的假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歪曲。
治穷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抓那些经济上贫穷的、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省份的长期落后的地区。
这些地区为什么长期没有根本改变贫穷面貌？尽管具体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根子是极左。当前，为了肃清极左的影响，必须从方针政策上加以调整。
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在汉族地区，也要适当扩大地方权利）。民族自治权就是民族自主权。没有民族自治权，就不能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没有民族自治权，也就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认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尊重民族自治权利。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治穷的首要条件。
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在处理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上，要首先照顾群众的利益，尽力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在这类地区，在最近三、五年内，可以考虑减免征购任务，国家可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议购、换购等办法，鼓励生产队和社员将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要免除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坚持等价交换，禁止无偿平调。
要实行特殊的灵活的政策，调整经济关系，把经济搞活。在所有制方面，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要允许几种经济成份和几种经营形式同时存在。除鼓励社员办好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外，还必须利用他们个体经济或个体经营的积极性，认真落实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和家庭副业政策。集体经济规模不适当的，可以在适当时候有组织地进行一些调整。生产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包括包产到组。个别居住偏远的独门独户，也可以包产到户。在城市里，除发展集体所有制外，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搞个体经营，开设夫妻老婆店。工业、手工业、交通、财贸、外贸等方面，也都要放宽政策，实行灵活措施。
发挥优势，广开富路。比较贫穷的地区，大多是山区、牧区，这些地区一般都是人烟稀少，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要按照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发展那些适宜发展的东西。如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省、区，应当充分发挥草原的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业和畜牧加工业。如果这些地区能认真地利用自己的自然条件的优势，逐步发展畜产品的粗加工，进而搞精加工，许多牧区人民的收入很快可以显著增加。
贯彻党的政策要从实际出发。贫穷落后的地区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方面，与比较富裕的地区相比，差别很大。因此，对这些地区，决不能搞一刀切。什么工作都搞一个标准，一律照办，整齐划一，统一进度，一刀切，那是根本行不通的。过去我们最大的教训，恰恰是不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论农区与牧区，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发展快的地区与落后的地区，什么都搞一刀切、一个样。这种不从实际出发，不承认差别的做法，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它使我们在实践中到处碰壁，使工作遭受巨大损失，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大困难。这是这些地区长期没有摆脱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呼声：“这个问题，中央没有指示呀！”“没有正式文件不好办呀！”等等。我们搞四化，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明确的，问题是你那个地方怎样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加以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只能从全国的普遍情况出发，各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必须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如果有了中央的东西，自己不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特点，提出实施的具体办法，而是生搬硬套，执行“不走样”，我们还会吃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苦头。因此，任何一个领导机关，任何一个领导者，首要的任务是了解和掌握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的情况，从实际出发，把共性和特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是很穷的。我们全党，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着治穷的任务，实现四化就是治穷的根本办法。在贫穷落后的地区，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当前最紧迫的就是要领导群众千方百计治穷，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在物质上和文化上尽快地提高起来。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如果一个领导者在很长时期内还不能改变自己所领导的那个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就是最大的失职。今后，衡 量一个领导者工作的优劣，主要应当看他所领导的地区是否生产年年有所发展，人民是否逐步富裕。只要我们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大干四化，治穷就会较快地收到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