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真理的人——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的事迹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探索真理的人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的事迹
新华社记者 鲍光前 本报记者 林晰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走过的路，是一条为探索真理而饱受屈辱的路。正因为如此，他的历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坚持真理是要冒三分险的”
1963年底的一天，两位年青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心急如火，来到孙冶方同志的住地。他们听说当天下午孙冶方要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议上讲利润问题，为他捏着一把汗，特地赶来劝他取消这次演讲。
孙冶方听完他们的来意，解释说：“这些年来，许多工厂不计成本，不讲价值规律，上缴利润很少，还有些企业靠救济过日子，如此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为社会主义创造利润。”
“你讲利润，人家就会说是修正主义……”
“啊！有这样的道理？”常被朋友们称为“老天真”的孙冶方用辩论的口气说：“我讲的社会主义利润与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本质的区别。这里有三条界线：一是利润的阶级本质不同；二是生产的目的和手段不同；三是取得利润的方法不同。这有什么错呢？”
“从理论上说是对的。不过还是不讲的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
孙冶方很有些激动了，他反问：“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接着他镇静地说：“是的，坚持真理是要冒三分险的，但这没有什么可怕！”
冶方同志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学部去讲演了。
在那些年月里，理论家和政治家的遭遇往往是一样的。一些人看风向说话、写文章，可以高升、扬名，而那些有真知灼见而又坚持不渝的人，却常常招来横祸。1964年，康生、陈伯达之流根据孙冶方同志在内部讲话和未发表的文稿，判定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就在这一年对他围攻了39次。一天，他去参加一个座谈会，选了一个不显眼的座位坐下。到会的有经济学界的名家，也有不知姓名的年青人。召开的这个座谈会，要求他务必参加。为什么一定要他参加呢？说是要批判经济研究所两个普通理论工作者写的强调价值、利润和生产价格的文章。孙冶方立刻明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假批判他们两个之名批判我啊！
孙冶方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诿事于人。没有等火烧过来，他就把火引到自己的身上。他从容地站起来说：“不必批判他们。文章的观点是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我才看到，他们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现在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说明。”
有的风派理论家是把经济学当作“政治”学来研究的。他们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可以昧着良心或者是奉命大谈自己想不通、更说不通的所谓“理论”。孙冶方逆风而上，他对他的主张不合“时宜”会受到批判是早就预料到了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难道能够在这样一个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说假话，说违心的话么？不能。即使是作一个正直的普通人，也绝对不能这样做。在陈伯达指令召开的会上，孙冶方对自己的批判者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传统的意见向来认为，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相排斥的，资金利润率更是资本主义的范畴，说起来，这个看法已有半个世纪。过去，我也相信流行的这种看法，最近七、八年，在实际工作中，我越来越对这种流行的看法产生了怀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能离开价值规律，讲求资金利用效果需要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要解决几十年的疑案，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儿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孙冶方落笔谨慎，著述不多，但是他的观点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理直气壮地说：“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样肯定：社会主义需要资金利润率。”
“什么？我们有个平均利润率还了得，我们只能多价值中心，不能一种产品只有一个价值，要是只有一个价值，就要关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反驳说。
另一位经济理论工作者接了上来：“中南有个热水瓶厂，保温性能差，价格比北京、上海的都高，北京、上海的商品一进去，它就要关厂，社会主义怎么能关厂呢？”
孙冶方笑着答辩说：“这是为落后辩护，岂不是连社会必要劳动消耗都否定了吗？”他耐心地解释：为什么在按照生产价格定价的条件下，利润是考核企业好坏的综合指标；为什么在统一计划下要扩大企业的权限，把固定资产折旧和设备更新的权限下放给基层企业；为什么管理工作要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
一听到“规律”两个字，立刻有人大声质问：“你说的规律是什么？”
孙冶方脱口而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批判者以为抓住了把柄，反问道：“你说价值规律第一条？”
“是的。这可以记录在案。我主张计划工作要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这也可以记录在案。但请座谈会主席作证，我讲的是价值规律，就是‘时间经济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生产部门’的规律，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这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
孙冶方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注重经济理论的研究。1927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以后，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做过三年政治经济学课的翻译；五十年代初又到苏联对他们的经济管理制度和理论界的争论作过详细的考察，对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1954年以后，他一直担负着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工作，对我国国民经济制度的现状和从苏联照搬过来的许多经济制度所产生的问题，也很清楚。因此，在五十年代中期，他便产生了这样一个看法：建设社会主义不应该只有一个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搞得更好。他在1956年写的三篇文章中，便提出了现行制度中经济实物化的倾向，包括吃大锅饭、不计成本、供给制和行政领导说了算，是自然经济和宗法观念的反映，认为社会主义大生产不能靠主观意志，必须以价值规律为依据，比较劳动时间和有用效果。他后来坚持的经济学观点，在这三篇文章中基本上都提了出来。1956年以后，他在经济调查和工作中（1957年调到经济研究所，仍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列席国家计委党组会议），看到和接触到大量事实，更加坚信自己的经济观点的正确。因此，尽管对他进行反复的批判，扣上吓人的“大帽子”，有的曾经同意过他的观点的人，在强大压力下也顶不住，有的甚至宣布，再也不研究理论了，但是孙冶方傲如青松，始终寸步不让。一些所谓的“批判”会，常常只是为他提供系统地阐明自己观点的机会。说不服又批不倒他，某些人只好奉命采取组织措施，撤销了他的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随后把他下放到农村劳动。
“我要为自己的经济学观点活着”
一个范围更广、更残酷地剿灭“异端”的运动开始了。过去打“棍子”还允许申辩，这次剿灭，完全是用拳头和专政手段了。
1967年，一些所谓的“造反者”，只是从肉体上折磨他，却根本不理睬他的学术观点。面对声嘶力竭地喊叫的那些人，孙冶方不能也不需要作任何申辩了。
历史中的这一段插曲，为孙冶方设置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
1968年4月5日，他正在吃晚饭，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打门声，随声涌进几条大汉，不由分说，给他戴上手铐，向他宣布：“你被捕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被囚禁在单身牢房中的孙冶方思绪纷乱。这位入党40多年的老党员想不通：为什么关进了自己的监狱？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法来解决学术上的争论？他知道，斗争是复杂的，也是残酷的。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我是因为我的经济学观点被关进来的，我要为自己的经济学观点活着。”
孙冶方的经济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一本还未写完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中。这本书，只拟出了一个大纲，写了几篇初稿，没有问世，就受到了激烈的攻击。有人肆意歪曲它，把它糟踏得不成样子，他却象母亲对待婴儿那样爱惜它。当他为自己的经济学观点活着的主意一定，他便走进了一个新的广阔的天地——这个只有自己才熟悉、才理解的世界。他要活下去，他要写完这本书。
国民经济中存在的种种弊病和问题，激起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创作欲望。许多他曾经为之苦思苦想的事情重新在脑海中浮现：
全国解放后不久，我们的船厂为苏联修理的两条海船，换掉了百分之八、九十的钢板和百分之五十的角铁，修理费占新造费用的一半以上，花的工时比造新船还多，只保留原来的船壳，船的性能很低，时速只有十海里，效率这样低的船，如果在日本早就拆作废钢铁卖掉了，但他们受到财政制度的限制，只好复制一个崭新的老古董。
1958年，他在一个地区看到不少人不计成本地建小高炉大炼钢铁，有的人还宣传：“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使用价值，不是价值，只要有了钢，盈亏都无关紧要！”他说：“社会主义绝不是不讲价值。忽视价值，是三十年代苏联经济学中的自然经济论的流毒，这样干，不是把老本都要吃光嘛，不是坐吃山空嘛！”虽然他的这些言论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可是，“吃老本”、“坐吃山空”都是那几年经济中不容否认的事实。
1961年，他在上海调查，看到了更多的复制古董的事实。上海机床厂有一种1944年美国造的龙门刨，效率很低，三个顶不上我们济南机床厂产的一个，而使用这种龙门刨所用的人工、场地、动力却要多花三倍。但是按照规定，这种美国龙门刨的折旧年限还有九年，还要经过两次大修理才能报废。
象这样的许许多多事不断地重演，而且愈演愈烈，直到后来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被当作罪人投入监狱的孙冶方，却夜以继日地为寻找救治的药方，在那里呕心沥血。
监狱里，不准说，不准动，也不准写。孙冶方硬是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写在脑海里。写一首或几首诗也许困难小一些，可是要写一部经济学的长篇巨著，真是谈何容易啊！然而，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他的构思和“写作”，居然还不断地有所进展。不顾人们的讥笑，他仍然用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他抛弃人们常用的从规律到规律的逻辑方法，采取在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表现事物本质联系的方法；他把全书分为23章，206节。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默写，一遍遍地增删、修改、提高。社会主义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在他的头脑里，象一部机器那样有机地结合着、运转着。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被弄得混乱不堪。孙冶方相信自己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比较科学的回答，也相信自己的回答是比较正确的，能够医治国民经济中的种种弊病。这些思想上的财富，不仅被锁在厚厚的高墙里，而且只能贮存在自己的脑海里，连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都不能够。在单独关押的牢房里，他是多么希望有人能听听他的观点和论述！
看守人员当然不会去听他讲什么价值规律，专案组的人要罗织罪名，对这些也许会感兴趣吧！他发现，要他交代问题的专案组，每次都有人做记录，这是把自己的观点和论述留下来的一个好机会。每次提审，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不久，他失望了：专案组的目的是要挖他的所谓历史和现实问题，并不注意他的什么理论观点。当他把话题引到理论观点上来的时候，往往遭到一顿训斥。这真是一幕幕十分有趣的斗争啊。
他有时也能接触到笔和纸，那是有人要他写揭发交代材料用的，而且限期很短，拿到的纸、笔要如数交回。一天，趁一次来“外调”的机会，他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我要揭发交代一个重要问题，要写得很长，你多给我些纸，时间也要长一些。”他拿到了十来张纸，写完了又要来了十几张。好几次要纸，好几次要求延长时间，整整一个月过去了，他写出了《我与经济学界某些人的争论》一文，全文共3万多字，概括地叙述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事情被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收走了他的文稿，又受到了一顿严厉的训斥。然而他感到欣慰，这样做，总算留下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办的一些见解。
他患有肝病，狱中的生活，使他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坏起来。但为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他顽强地活着。狱中的饭食难以下咽，他认真地吃每一顿饭，即使是窝窝头、咸菜，也细细地咀嚼，以吸收更多一点的营养。放风的时候，他尽可能早地走到外面，争取多晒一会太阳，多呼吸些新鲜空气。他坚信：真理终究会胜利，我们的党终究会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1975年4月10日，一辆汽车把他从监狱里接了出来，这时候，他已经被折磨得步履蹒跚，走路打晃；政治环境依然和几年前一样，还是很阴冷呵！孙冶方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就在这辆接他出狱的车上，他向工宣队员郑重宣布：“我的观点没有变！”
在攀登真理山峰的路上，脚下多是悬崖峭壁，头上常有恶风冷雨！不少人只迈出一步、两步，便停步不前；有些人则变成了打人、拌脚的“石头”。只有不畏艰险、忍辱负重，经受得起种种严峻考验的人，才能称得起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孙冶方历来提倡和坚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的利润和扩大企业权限，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比较经济效果，力求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这些经济范畴和管理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接受了。有人说他是能对经济建设实际提出有价值的意见的少数理论家之一，有人把他推崇为自己最佩服的经济学家。有的国家过去很重视他的经济理论，据此进行经济改革，国民经济发展很快。他们介绍经济改革经验时也说：“我们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同孙冶方二十多年前的主张是一样的。”
在一片赞扬声中，孙冶方同志对自己是严格的、清醒的。他依然和过去一样，密切地注视着他的理论思想同国内外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界的差别，按照他的治学格言：“存同求异”，取长补短，一丝不苟地继续探索真理。
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经济生活土壤中的孙冶方，目前，为了四个现代化这个宏伟的目标，正继续在政治经济学的广阔领域里艰苦地跋涉着、探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