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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想起了1939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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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0-07-16
第7版()
专栏:

为什么想起了1939年?
陈有为
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两个十年了。未来的世界编年史上,是不是会增添一次新的世界战争?从1945年8月延续至今的动荡而脆弱的世界和平,还能维持多久?人类究竟如何才能避免卷入另一场世界性灾难呢?
各国的政治家和报纸评论员们,正在越来越不安地关注和探讨这个关系到整个人类安全与世界命运的问题。
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而危险主要来自那个野心勃勃地企图称霸世界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莫斯科入侵阿富汗的事件,就是一个令人不容置疑的凶兆和证明。
曾经两次遭受过世界战祸的欧洲,对于战争的危险特别敏感,也特别担忧。英国《泰晤士报》写道,目前存在着“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局势相类似的可怕情况”。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认为,“人们在考虑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可能把人类引向一场战争”。西德的民意测验表明,那里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担心“今后三年内很可能爆发战争”。总而言之,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当世界跨进八十年代的历史门槛时,新的全球战争的幽灵,又影影绰绰地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战争与和平相互交替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如果考察一下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和平间隙的国际关系,人们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有时人们以为是在不惜一切地谋求和平,实际上却助长了侵略者的胃口,促进了战争的爆发;而有时人们不惜一战,却反倒是制止侵略以赢得和平的良策。
在战云密布、风雨欲来的1938年秋天,英国首相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伦敦。他站在唐宁街首相官邸门前,晃动着刚刚同希特勒签订的《英德宣言》,非常得意地对公众说:“从今以后,整整一代的和平有了保证”;“现在我请你们回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当时的英国和欧洲,对于这个“和平缔造者”是多么地感恩戴德,以至要求在英国设立张伯伦的“和平基金”,甚而从法国辟出一块园地来专供这个爱好钓鱼的英国首相“愉快地钓鱼”。
但是历史却作了完全相反的裁决:张伯伦成了纵容侵略的千古罪人,而无数的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犹太人和欧洲人,不是在希特勒的炸弹和炮火中血肉横飞,就是被烧成法西斯焚尸炉里的焦灰。纳粹的铁蹄终于踏进了巴黎凯旋门,而整个欧洲则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
在这以后,当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想对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兄弟助一臂之力的时候,力图偏安自保的美国孤立主义者还拚命攻击他是“战争贩子”,反对把选民的儿孙派到欧洲去送死。罗斯福后来只是援引了一条1892年的法律,才制订出“租借法案”来向英国输送武器军火。直到美国船只在大西洋上一再遭到德国潜水艇的攻击,罗斯福政府才迟至1941年12月11日得到国会的授权向希特勒宣战。
由此看来,战争的发生与和平的维护,不仅取决于侵略者的野心,也取决于反侵略的意志和对策。作为历史的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算是发端于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对波兰的闪电进攻。但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说,这场战争不是早在希特勒张开血盆大口吞并奥地利、苏台德区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就开始了吗?要是在这以前就给希特勒以当头棒喝,不惜以战制战的话,希特勒怎么可能胆大妄为到如此这般地步呢?
现在西方报刊之所以把当前的世界局势拿来同 1939年的历史相对比,是因为今天出现了战争威胁和如何对付这一威胁的同样问题。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它是莫斯科几年来在安哥拉、非洲之角、红海、印度支那放肆侵略扩张的继续,也是西方对这种扩张行径听之任之,不敢作出对抗性反应的结果。阿富汗事件不是一个区域性事件,而是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必然的一步。局部行动往往是与战略全局相关联的,而全局又是从局部开始的。苏联的战略目标是称霸整个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不惜采用武力征服的手段。如果对苏联的每一个局部扩张行动都不采取对策加以制止,那么昨天让它霸占那里,今天让它控制这里,明天它又会伸向别的战略通道和战略要地。如此步步进逼,总有一天,世界的力量对比和全球的格局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到那时,即使不得不作出对抗,世界地图已经大大变色,有利条件也已不复存在了。伦敦冲突研究所所长布赖恩·克罗泽写道,“我们不仅已经在从事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他认为,与以前不同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几乎完全是从苏联大片土地上发动的一场单方面的扩张战争。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全世界其他各国都是被侵略者”。此话虽然惊人,却也不无道理。
因此,无论对西方或对世界来说,现在都面临着一个选择时机的问题:与其到将来不利时起而抗之,不如现在就对苏联的扩张势头起而制之。所谓现在起而制之,就是苏联在哪里侵略闹事,就在哪里顶住它,与之针锋相对,不许它得寸进尺,为所欲为。即使它甘冒风险,一意孤行,也要使它付出重大代价,遭受挫折;即使无法改变它的战略方向,也要延缓它的战略行动,以便赢得时间来协调反霸行动和增强反霸力量,尽可能地推迟战争的到来。如果总是举棋不定,采取观望态度,甚至幻想莫斯科会满足于已得的地盘适可而止,或者有意牺牲弱小,给它尝点甜头,那就必然会使历史重演,不可避免地招来一场新的灾祸。从这一点上说,如果人们回忆过去的1939年是为了防止另一个1939年的出现,那么这种回忆对比将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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