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记人民——大兴县榆垡公社党委书记张洪山访问记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不要忘记人民
——大兴县榆垡公社党委书记张洪山访问记
本报记者 丛林中 段存章
在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人们中间，有许多有见识，有魄力，能创一番事业的人物。张洪山就是其中之一。
一、偶然得来的采访线索
我们听说张洪山这个名字，纯属偶然。
去年十一月里，我们到北京市大兴县了解农村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县委的同志简要地介绍了榆垡公社党委书记张洪山的几件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七四年张洪山上任不久，正当全县大批小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张洪山提出榆垡公社要大办工副业，要抓钱，把一个井管厂改成了渔具厂，因为生产渔具每年能拿到二十万元的利润。榆垡公社有一个北京下来的工程师，让他种地，草苗不分，但是他一听拖拉机响，就知道哪儿出毛病了。还有一个错划右派，在北京渔具厂干过，懂行，公社生产渔具正缺这样的人手。张洪山拍板说：“凡是能给咱们社队找到挣钱门路的，只要最近没做过坏事，都可以用。”
这几件事，现在看来也许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但是，它们发生在“四人帮”十分猖獗的时期，你不能不感到惊奇，感到难能可贵，感到张洪山这个人的思想有过人之处。
于是，我们决定到榆垡公社去访一访张洪山。
初到榆垡，又听说村里流传着张洪山可能要调走的消息，惹得许多社员心里很不安稳，直到证明是讹传，这才放了心。这件事更使我们想深入了解张洪山是怎样一个人。
二、张洪山思索着
一九七四年，张洪山来到全县穷得出名的榆垡公社，他的老家在邻近公社，这一带可以说是他的家乡。二十年后重返故乡，他感慨很多。他步行察看了全公社六十三个生产队，看到这里的自然面貌和老百姓的生活，二十多年来没有很大的变化，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压抑。沙包、大沙包，一个接着一个，刮起风来，遮天蔽日。白花花的盐碱地，一片又一片。没有树，土地光秃秃的。没有路，一到雨季大车陷在泥里，种西瓜要人挑出来。没有新房子，仿佛还是他少年时的老样子。靠着永定河和天堂河，渠不知修了多少，挖了改，改了挖，就是吃不上麦子。张洪山看到这些，心烦意乱：解放二十五年了，为什么这里的大沙包一点也没有变化？一个共产党人站在这些沙包面前不应该感到惭愧么？
经过一番调查和讨论之后，张洪山主持制定了一个五年规划，决定要办四件大事：平沙、挖渠、修路、栽树。可是人们信心不足。
有人议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哪个领导来开头都是豪言壮语。下文呢？没有了。”也有的说：“不能全怪领导人，咱们这榆垡，谁来也没治！”老百姓要看一看。张洪山很理解，他反复思索着，要改变榆垡的面貌，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有人，第三要有钱。
张洪山对我们说：“这就是我在县里讲的下决心要办那几件事的原因，信心很重要，但是干部是关键。用人得当，又有了生财之道，群众就会有信心。”
三、让能人当政
张洪山一上任首先碰到一个难题：干部想辞职，百分之二十的人要求调走，人心不稳。他访问了一遍，从前逃荒要过饭、当过八路军的老支部书记，有一批人都被开除党籍了。张洪山想：要想把榆垡的穷字搬掉，当务之急是选贤任能，找一批有点雄心壮志的人一块奋斗。
长期的基层工作，使他学会怎样识别干部。他的原则是：守摊的不行，捣乱的不行，嘴上会说、光讲原则话的人也不行，要找创业的人。他相信，榆垡二万五千社员中一定有这样的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从开除党籍的干部中选中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打从土改起就当干部，有经验，能计划，干劲足，工作都是一流的。为什么开除党籍呢？张洪山一查，第一个是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开除党籍，材料不实；第二个是因为反对平调，被开除出党；第三个说是叛徒，查来查去根本没有那回事。党委讨论时，张洪山说：“要给他们恢复党籍，让他们出来工作，我们急需敢挑重担的能人。这些年把干部都搞苦了，这样下去谁还当干部？我看嘴上说一千句爱护干部，不如办一件实事。如果县里不批，我们就重新发展他们入党。”
张洪山在干部问题上有一套想法。第一，第一把手要是能东打西杀的人物，有魄力，实干。只要具备这几点，老干部起用，年轻人提拔。
我们在采访中会见了两位这样的第一把手，一个是太子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崔永之，一个是公社化工厂的厂长彩成国，都是三十多岁，精明强干，事业心很强。小崔是复员军人，上任四年，力排众议，平了二千亩沙地，粮食增产百分之六十，收入翻了一番，威信大增。彩成国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农民。我们谈到化工市场时，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说：“我看出工业的调整，质量是根本。质量上不去，厂子就要垮。你光靠数量或者用行政手段去支持，都不灵，一到市场上，立见分晓。”当初张洪山看中了这两个年轻人，说明他确有识人的眼力。
第二是安排老干部。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部分老干部，解放初期很英雄，闯劲大，有功绩，现在有人精力不济，有人思想保守，有人是“维持会长”，当了几代支书，老是吃返销粮。他们没有太大的毛病，不过是有些“相形见绌”罢了。张洪山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东打西杀过来的，为党为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到老了，党不能撒手不管。我们的原则是：凡是老干部都安置，到公社企业来当个副手，到千亩果园来，你能领导就领导，你能剪枝就剪枝。”并且风趣地说：“都不能了，吃苹果也行。”
第三是体贴和照顾干部的困难。每年春节，公社对确有困难的干部，给予补助，使他们的收入不低于全公社的平均水平。张洪山有一句名言：干部越是清白，越有困难。这话一传出来，社员听了点头，干部听了动心，说他懂得基层干部的甘苦。
四、许不许可赚钱？
张洪山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看准了的事情，敢于坚持办下去，不怕承担责任。
榆垡公社的工副业现在有点名气，报上也介绍过，说是靠发展工副业，六年摘掉了穷困的帽子。我们也参观了一些社队企业，有的初具规模，有的还很简陋，但都办得很红火。现在，六十多个大小企业，经营铸造、电镀、化工、塑料制品、金属加工、玻璃仪器等二十多个项目，收入占全公社总收入的一半，六年中共获利润一千万元。可是当初张洪山提出要办工副业的时候，许多人手里还是捏了一把汗。
六年前，张洪山就看出，光靠种粮食，榆垡翻不了身。没有钱，他的五年计划也无法实现。干部和社员不是不懂这个道理，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帽子。
一天，张洪山转到公社的井管厂，因为井都打完了，没有活路。张洪山问他们一年赚多少钱，工人说都快失业了。张洪山说：“不赚钱搞它干嘛！”有个工人出了个主意：“要是许可赚钱，搞个渔具厂准赚钱。”
张洪山琢磨着“许可”两个字，许不许可呢？明明社队都穷得叮当响，就是不敢去赚钱，这就象明明饿着肚子不准人家吃饭一样，马克思主义有这种道理吗？许不许可赚钱，在一次会上张洪山郑重地提出来让大家研究。这件事在当时非同小可。有人劝张洪山，钓鱼可是资产阶级的玩艺，你把支农的井管厂改成供资产阶级玩乐的渔具厂，没有十成的把握，你要倒霉的！
善于自保的人是绝不去冒这个风险的。可是张洪山想的是，榆垡公社现在需要钱，不需要井管，为什么要图那个支农的虚名而放弃对农民有实利的事不干呢？张洪山说：“我看可以干，没有十成把握有九成也行。我办了渔具厂，赚了钱，平地、修渠、买机器，你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我就不信。”
张洪山说得对。实践证明，榆垡公社的工副业大大巩固了集体经济，长了社会主义的志气。六年来，榆垡公社靠以副养农，平了一万亩沙地，修了四条渠、三条路，建立了千亩果园，大大改善了生产条件。沙地种花生，油料总产增加了一倍；八十四华里的排灌渠，扩大了小麦种植面积，总产由五百万斤增加到一千二百万斤。从前，榆垡社员吃玉米还不足。现在，全部细粮化了。一九七四年全公社人均收入七十四元，一九七九年增加到一百四十元。去年年底分配，榆垡大队第三生产队收入千元以上的二十三户。张洪山请来喜气洋洋的三队社员，在公社礼堂开个庆祝会，又邀请所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前来观摩助兴。张洪山即席讲了一篇话。其中有两句话人们记得最清楚，他说：“一个公社书记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社员富起来了。”是的，张洪山和他的战友们带领二万多群众，经过六年的奋斗，终于由穷变富，榆垡公社从全县倒数第二，一变而为名列前茅。
这使我们想起采访中数次听说过的一件事：张洪山曾经在全公社大会上不止一次地郑重宣布过：“我们党委都下了决心，既不想外调，也不想高升，除非我们犯了错误干不了这个工作之外，我们就打算在这儿干一辈子。”这种精神使人感动。我们很想探索一下他的内心世界。
五、人民·党·乌纱帽
晚上，我们围炉谈心。问题一个接一个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来。
我们问：“在榆垡公社六年，你经常想到的问题是什么？”
张洪山答道：“上任之初，我就想过县委派我来干什么，党委书记是干什么的？这六年里，我不断地想这个问题。”
“是否已经有了答案呢？”
“不敢说。不过我想，人们很容易接受一个事实：党委书记有权。这不假。老百姓要办事就找你批准，你不批，办不了事。但是，有权力必有义务。我想，一个党委书记，不应该老是想着权力，要把思想放在义务上，用手中的权力来尽自己的义务。”
“怎样理解这个义务呢？譬如你自己。”
“我是老三点：怎么能让粮食多打点，钱多挣点，对农民有好处的事多办点。”
“你认为公社书记和农民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很重要，摆不正这种关系，书记也当不好。按我想，简单说，书记既是领导者，又是为农民办事的勤务员。”
“有些事情，如果上级不同意办或者上级要办的，农民不愿意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总会碰到，‘四人帮’时期就更多了。我的想法，第一从实际出发，第二从群众利益出发。”
我们继续谈下去，谈到了党群关系，谈到乌纱帽，也谈到实事求是。张洪山沉默了很久，仿佛在思考着什么，然后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
“我是在永定河边长大的。永定河两岸净是穷人。我母亲要过饭，我小时候给八路军跑情报，我父亲是村干部。有一天，地主带着还乡团来抓我父亲，我后来的岳父为了掩护我父亲，被敌人绑在树上活活烧死，我岳母和她十三岁的女儿跪在树前，刀压着脖子，但是一句话也没说。因为这种遭遇，我们两家才并成了一家，我长大之后，娶了他的女儿。我们这一带是国共两党拉锯战地区，哪个穷人没有心酸的往事！后来我当过乡长，当过公社粮库主任，我一直忘不了这些事情。我岳父一家三口都是普通百姓，他们为什么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不就因为我父亲他们代表党么！党又是代表人民的，为人民谋利益的，所以人民热爱共产党，盼八路军来，能过个好日子。我现在受命当了二万多口人的家，算是共产党的代表，如果不能使老百姓生活过得好一些，要我干什么呢！
“至于乌纱帽，我是这样看：榆垡这地方为什么要有一个党委呢？因为这里有二万多口人，没有人民，党委还能存在吗？我常常想起我岳父，不是他一个人，是整整一代人，他们宁肯牺牲自己，也不肯做有害党和人民的事。现在如果我明知不对，也闭着眼睛照办，自己保了乌纱帽，坑了群众，那还算是共产党吗！”
六、不搬家的理由发人深思
张洪山的妻子是个普通的社员，挣工分吃饭，家住在十余里外的另一个公社，他们至今两地分居。张洪山自己一副铺盖卷住在很简陋的办公室里，在食堂吃饭。榆垡大队党支部书记几次三番让他把家迁来，他都不肯。于是我们又问：“为什么你不肯把家迁来？有个照顾，对工作也有利嘛！”
张洪山说：“恰恰相反，对工作很不利。我家那个大队很穷，而榆垡大队是榆垡公社最富的大队，许多干部都想迁来，我不准，如果我带头迁来，那么我讲话还有什么说服力呢？我是党委书记，我应该用自己的行动，争取群众拥护共产党。如果我的行动叫群众摇头泄气，对我们发生怀疑，那就会使我们丧失领导群众的资格。党的干部，如果你也为自己，我也为自己，他也为自己，谁为人民呢？说得严重些，如果所有的公社书记都为自己，共产党就要垮台，你信不信？”
张洪山的话使人悚然警觉。他的思想远不止是洁身自好，他的目光要远大得多，他从实践中体会到党群关系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因此他毫不足惜地情愿牺牲个人利益。这是真正的牺牲。事后我们找人算了一笔帐，张洪山是二十二级干部，工资五十几元。他家里去年劳动所得一万六千个工分，分得二百几十元。这一万六千个工分如果在榆垡大队，可以分到一千五百元。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张洪山肯迁家于榆垡大队，等于每月增加收入一百元，等于提为一个十三级干部。
可是张洪山却笑着说：“大家都富了，还能穷了我吗？那时我如果缺钱用，找哪个社员借点也方便哩。”
读者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愿意张洪山调走。心中装着人民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七、附记
稿子写成后，我们又访问了大兴县委，听两位主要负责同志谈了对张洪山的印象。他们的看法对本文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特此简要补叙如下：
第一，张洪山接近群众，村里不管老小都能说上话，比较能了解群众的愿望和呼声。这是他处理问题能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据。他提出母猪户养、允许社员开垦小片荒地和花生管理定额到户等问题，开头，县委都没有表态，后来经过调查，认为办法可行，群众拥护，也适合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
第二，有人说张洪山抗上，这种看法不正确。今年县委号召推广玉米播种新技术，榆垡公社行动最快；推广施用磷肥，榆垡公社领先。张洪山是很积极的。凡事要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张洪山也有缺点，说话不留余地，有时情绪急了一些。但是，他办事果断，不拖泥带水，这是好的。我们有些同志，大事不操心，小事斤斤计较，办事拖拖拉拉，留的余地太多。这种作风也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