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对待农民——四川农村采访札记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采方札记

要正确对待农民
——四川农村采访札记
在十年的政治动乱期间，曾是“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度变成了“饥饿之乡”，要靠调进粮食来解决吃饭问题。为什么如此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了“四人帮”极左路线和唯心主义阶级估量的影响：在理论上承认农民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可靠同盟军，但在实践上无视他们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甚至荒谬地把他们当成“产生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压倒，在经济上限制，以致从根本上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陷入停滞不前的灾难性的局面。
近几年来，四川农村形势出现的巨大转机，正是从深批极左路线，纠正对农民群众的错误认识开始的。以大邑县为例，历届县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认为农民群众会“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运动”年年搞，“斗争”天天抓，全县一万多名基层干部中，半数以上都挨过整；社员群众中被加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富裕农民代表”、“暴发户”等罪名的达三万多人。在生产上，三千多个核算单位从种植计划、技术措施到分配方案，全部由上级党委一手包办。甚至连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上能种什么、不能种什么，也要由县上统一规定。社员反映说：“县委书记也真辛苦，给我们把队长和家长都当了！”这种事无巨细包办代替的结果，就把党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束缚，对生产的阻碍，以致党委越管越多，越多越死，而群众的积极性越来越小，生产的路子越走越窄。群众长期尝不到社会主义的甜头，有时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证，岂能不对领导对集体丧失了信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邑县委清醒过来，清算了极左路线对农民群众的唯心的阶级估量，摒弃了过去对农民实行“批”、“整”、“压”的错误作法，围绕让农民群众当家作主、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中心来开展工作。长期存在的那种几十万人“动手”、十几个人“动脑”，多数人“下力”、少数人“定计”的局面彻底改变了，上上下下都在为加快生产建设步伐出谋献策，许多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都用起来了。在最近三年时间中，全县粮食平均亩产每年递增98斤，总产量增长的幅度超过了粉碎“四人帮”之前20年的总和，其他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也突飞猛进，给国家的贡献成倍增长。
四川各地的事实同样表明，相信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会在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承认不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这是党在农村各方面工作成败的关键。因此，四川省委着重教育各级领导干部把尊重和保护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权与自主权，作为加强和改善党对农业领导的一项大政策来抓，全省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切实保障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过去农村基层干部大都由上级指定，有时也采用选举的形式，但只是走走过场，社员群众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或罢免基层干部。最近三年来，全省五十多万个生产队广泛实行了民主选举生产队长的制度，干群关系开始呈现“一条心”、“一股劲”的新局面。
二、充分保证农民群众行使经营自主权，生产队自己的事情，由生产队自己决定。多年存在的那种统得过死、管得太细、强迫命令、“瞎指挥”的现象逐渐减少了。在绝大多数生产队，农业生产计划包括生产、经营、管理和分配，都要经社员群众讨论，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协商制定。在部分地县，还试行了这样一种领导方法：上级只下达产量指标和收购任务，至于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实行什么奖励措施，如何分配产品，完全交社员群众讨论决定，由生产队自己作主。
三、实事求是地调整粮食征购任务，使农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农村长期紧张异常的“吃饭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各地集体实际储粮增加了七亿多斤，国家从农村征购的粮食不仅没有减少，由于向农村的返销粮食大幅度下降，国家又用议价方式收购一部分，粮食库存情况比前几年还好。
本报记者 郭超人 刘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