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小议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杂谈

“资格”小议
李淳 新材
在给科技干部确定技术职称时，在选拔和任用干部，特别是给各级领导班子配备中青年干部时，常常听到关于“资格”（或“资历”）的议论和争论。沉思之余，想对“资格”二字谈点看法。
“资格”一词，源出《新唐书·选举志下》：唐玄宗“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格”是唐时的法令名，所谓“循资格”，就是按照社会地位和经历任用官吏。本来，讲资历由来已久，并非自唐始，如战国时韩非就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唐玄宗时曾规定：“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循资格”把这类规定具体化、法令化了。看来这个“循资格”同唐朝的其他官吏选举制度一样，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制度的某种程度的否定，对于选用有实际统治经验的官吏，有其积极意义。但“限年蹑级，不得逾越”，未免规定得太死了，而且，“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新唐书·选举志下》），这是不利于选拔和任用贤才的，所以，裴光庭死后，“循资格”就被认为是“非求材之方”，停止执行了。但“资格”一词，却一直沿用至今。
在今天，“资格”的概念，约略包括人的学历、经历等。由于知识和才能总是在学习书本和社会实践中取得的，资格能大概反映这种学习和实践的状况，因此一般地说，人的才能是同他的资格相联系的。正是从这种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我们才提倡在考察、任用和提拔干部时要适当考虑资格，反对那种“火箭式”、“双突”式的任用方法；并且认为，一般地反对讲资格，或者有意无意地歪曲资格的本义而冒称有资格（如把手上的老茧作为免试上大学的资格之类），那就不是一个唯物论者。
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资格毕竟是资格，并不完全跟实际能力成正比。如果离开对干部的具体分析，把资格绝对化、凝固化，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一切论资排辈，那也不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
所谓绝对化，就是只看到资格与才能一致的一面，而看不到二者不一致的一面，把资格完全等同于才能。实际上，由于掌握知识、技能、工作经验等等，都是主观同客观结合的产物，而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其结合情况往往因人而异，甚至差异甚大，因而在资格和能力之间往往出现不相称甚至极不相称的现象。用固定不变的资格规定到处硬套，势必否认人们的实际才能的差异，不利于选贤任能。
所谓凝固化，就是看不到或者否认人的资格和才能都是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事实上，一方面资格是可以从无到有的，从“不够”到“够”的；另一方面，原有的资格即使同实际才能相符合，也只能说明过去，未必能说明现在。特别是在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之后，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有些搁置起来了，过去不懂的东西却摆在面前，需要我们重新学习，由外行变为内行，由知之不多变为知之较多；再说，当今的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知识、才能必须不断“更新”，如果故步自封，满足于原有的一点知识和技能，躺在“老资格”上睡大觉，势必会很快地转化为无知无能。
这种把资格绝对化和凝固化的观点，早已为社会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史的大量事实所驳倒。历史上，多少人资格相同而成就迥异；多少人虽有资格而碌碌无为；而另一些人，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必要的学习条件和工作条件，先前并没有取得什么资格，但由于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百折不挠的毅力，矢志自学，刻苦钻研，勤奋工作，忘我劳动，终于取得了某些方面的特殊成就，成为专门家和学者，为人类作出了较大贡献。恩格斯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高尔基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爱迪生一生中的发明多达两千种，而他只当过三个月的正式学生；鲁迅、郭沫若并没有念过文科大学；和马克思同时的哲学家狄慈根是皮鞋匠，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是制表匠，发明织布机的亚克迪里是理发匠，发明轮船的富尔敦是宝石匠……可见，对于勤勉的人，学历短浅决不会限制才能的发展。既然如此，难道能够用绝对的资格论去限制人才的发展么？
综上所述，在论人才、识贤愚时，对于资格，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对待，尤其不能单纯地讲资格，不能只看学历、经历而不看实际才能。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主要考察干部的现有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同时参看学历和经历。对于经过严格考核，证明确有真才实学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干部，即使同干部档案和正式登记表上的资格并不相称，也要按其实际才能提拔、使用，包括授以相应的技术职称等等，而不该片面拘泥资格，削足适履，不予重用，使职不称其能，赏不当其功。
遗憾的是，有少数同志，或是出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或是出于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甚而是出于思想意识上的原因，常常不能正确地对待资格。他们或者完全反对讲资格，或者不是为讲才能而讲资格，而是为了讲资格而讲资格，在资格已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实际才能的高下时，仍然死抱住资格不放。这种做法正如唐朝张九龄所说，“求精于案牍，不急人才”，是无异于刻舟求剑的。这样做，在理论上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压抑人才的成长，阻碍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打击锐意进取、创造发明的积极性，鼓励碌碌无为，助长“铁饭碗”思想，对于造就一支又红又专、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干部队伍，是极为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