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允许人才相对流动——对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一点意见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为四化献计献策

应当允许人才相对流动
——对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一点意见
周修强
人才缺乏，是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人才和生态、人口、能源并列，为当代世界四大危机。各国都在研究对策，加紧培养人才和招揽人才，以满足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进入了中兴时期。“百废待兴”，需要大批人才，人才问题更是亟待解决。不解决好人才缺乏的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当然，解决人才不足的根本办法，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培养新生力量。但是，如何正确管理和使用现有的人才，发挥在职人员的潜力，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显得更加迫切。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善于发现、使用和培养人才。我们要求各级领导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变外行为内行，学习如何正确地使用干部。实践证明，仅仅提出要求是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可行的制度，使之有章可循。因而，必须研究和改革我们的干部制度，特别是对专业人才的管理制度。从现实需要出发，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是很有意义的。历史上有许多典型的事例，值得我们进行分析、综合，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战国七雄中的秦国，原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然而后来居上，变成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终于消灭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招纳人才，信用客卿，进行改革，达到富国强兵。对秦国富强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几乎都不是秦国人。百里奚原是虞国大夫，虞君不听其言，虞为晋所灭。百里奚被俘后当作奴隶陪嫁于秦，逃亡，被楚人抓去。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赎回，授以国政。商鞅是卫国人，魏相公叔痤临死前把他推荐给魏惠王，魏王不用，商鞅西入秦，孝公用之变法。张仪是魏国人，游说诸侯，至楚，反遭鞭笞，入秦，惠王用为客卿，张仪以连横破六国合纵，各个击破。范睢也是魏国人，在魏被打断肋骨、打掉门牙，改名张禄逃亡到秦，为秦昭王信用，推行尊主卑臣，加强集权。这些人在东方诸国受排斥、受压抑、受打击，不能发挥其才能，到了秦国，被当作人才，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为秦国的富强以及奠定了统一中国基础作出贡献。
楚汉之争中“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的韩信，原是项羽的部下。韩信讲他自己离楚归汉的原因时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史记·淮阴侯列传》）一位能指挥百万大军的将帅之才，在项羽那里只当作仪仗、警卫用，韩信几次献策，项羽根本不理。刘邦的重要谋士、与张良并称的陈平，原来也是项羽的部下。他对刘邦说：“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汉书·陈平传》）陈平归汉后深得刘邦信任、重用，为刘邦统一天下“六出奇计”。刘邦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百里奚、商鞅、张仪、范睢等人，如果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就都被埋没了吗？在受压制、受打击的地方，他们的才能根本没有发挥的机会，只能是庸庸碌碌的无名之辈。韩信、陈平如果甘心留在楚营，一定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不也就被埋没了吗？他们离开了项羽，投奔刘邦，才有可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象商鞅、韩信这样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得以施展其抱负与才能的人物，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它至少可以说明，自由流动有利于发现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有利于人才的继续成长。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对干部的培养、使用和管理，必须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我们的干部制度，特别是专门家的管理制度，看来是管得太严，统得太死，往往造成工作需要同个人专长和爱好的矛盾。这就不利于发现人才，不利于挖掘人才的潜力，不利于现有人才的继续提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和改革。在人才和智力的开发上，我们也应该解放思想，门路更广些，制度灵活些，办法更多些。如果我们能够制定一套使干部，特别是使专门家有一定程度流动自由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作为辅助手段，就能改变管得太严、统得太死的状况。相对的自由流动就是允许专业干部自己寻找适合个人专长的工作，而用人单位经过考试、考核和审查自行决定接受与否。如果新单位同意接受，原单位就得放行，不得阻挠。如果能够这样做，至少有下面几点好处：
第一，有利于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干部更加爱惜人才，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促使领导干部认真钻研业务，努力变外行为内行，合理地使用人才。
第二，弥补统一分配制度的短处。三十年来，我们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从高校或研究生院毕业后，统一分配，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是，这种分配往往是一言定终身。除极少的情况外，分配后一辈子很少有工作变动。干部部门根据的是书面材料，免不了有一定的盲目性，分配时可能不恰当，即使恰当，有的过一定时候也不一定合适。陈景润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学里当教员，并不能胜任。假使不是王亚南发现分配不当，调回厦门大学，再转到数学研究所，陈景润就被埋没了，至少是至今还不能在数学方面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应该说陈景润是幸运的。象陈景润这样幸运的，毕竟是个别人，更多的人才是被埋没了。如果允许有专长的干部相对自由流动，就能避其短，用其长，防止浪费人才、埋没人才。
第三，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和新兴学科的发展。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人们的知识和才能也在发展和变化。人才毕竟不是钢材，轧成钢轨就只能铺铁路，车成螺帽永远是螺帽。人是活的，人们在实践中爱好和才能是变动的，研究方向改变是常有的事。特别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多少新兴学科如雨后春笋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有非常专深的，如基本粒子理论、统一场论；有综合性的，如控制论、仿生学、人工智能学、未来学；也还有一些边缘学科，如生物医学工程学。有些学科的人才我们还来不及在学校设立有关系科进行培养，但是与之有关专业的人员，经过一定的努力就可能掌握相应的新兴学科。
第四，避免积压人才，杜绝用非所学。有些单位的领导，从本位主义出发，对分配来的干部，多多益善。某些专业人才，不管需要不需要，都要了来，以备不时之需。“小而全”思想作祟，用落后的小生产的办法来管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人才，必然造成人才积压。一些急需的单位，却放着工作没人做。人才如果能够相对地自由流动，则可避免这些弊病。
第五，相对的自由流动，有利于人员的交流和新陈代谢。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用说了。
有的同志可能担心，实行人才相对自由流动会助长“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有些人不安心本职工作。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相对的自由流动不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而是要由接受单位进行考试、考核和审查。那些“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安心工作的人，往往不可能下功夫钻研，不可能有真才实学，考试或考核这一关就把他们管住了。何况，现在有些被认为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往往是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呢。
有的同志担心，实行人才相对的自由流动会造成人才涌向条件好的大单位、大城市，使小单位、边远地区缺乏人才。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要相信知识分子的觉悟。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献身科学事业，往往置条件于不顾。生化学家彭加木不是甘心离开繁华的上海到新疆去吗？不是有年过半百离开丈夫和子女，志愿去西藏进行长期考察的女科技人员吗？“文化大革命”以前，青年们报考高等学校时只考虑哪一专业适合自己，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将来在什么地区工作。只要党和政府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一方面关心边远地区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在物质生活和政治待遇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鼓励知识分子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实现人才相对的自由流动，作为国家的统一计划管理的辅助手段，有利于管理人才、使用人才，有利于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初行时可能不习惯，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重要的是实践。只有大胆实践，才能逐步加以完善。当前，应当允许条件成熟的地区和单位进行这方面的试点工作。组织人事部门总结试点单位的经验后，再逐步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