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和“天堂”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创作手札

生活和“天堂”
高晓声 一
1979年3月，我离开了生活过22年的农村老家，重新进入城市。
我对城市已经非常陌生，也许从来没有熟悉过。因此，我重新握笔写作时，自然而然就去写农村。那没有办法，文学创作不能不受生活的制约。不熟悉生活，就难于写作；熟悉了生活如不继续生活下去，创作的能量也会逐渐枯竭。但是，在大量熟悉的生活面前，如果写作的人缺乏应有的见解，也会象一个不会烧饭的人躺在米屯上饿死。而一个不断努力提高自己思想水平的人，却能在熟悉的生活中发掘出自己原本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文学作品里，生活和作者的见解，犹如做馒头的面团，粉里有水，水里有粉，是决然分不开的。作者的见解，源于生活。而正确的见解，一定是忠实于生活的。
“生活本身充满智慧。”这句话说得太漂亮了。生活不但给作者提供创作的素材和见解，而且还常常帮助作者解决写作的技巧。因为生活也在技巧地走它自己的路。在创作一篇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作者往往在紧要关头拿不定主意，这时候他如果不联系生活去苦苦搜索，它就无法写下去；而苦苦搜索生活的结果，就往往有一个精致到极点的细节猛然跳了出来，不但帮助作者过了关，而且奇妙地使作品大为生色。如影片《李双双》，导演在开头就要点明双双和喜旺的特殊关系。那时候，双双在水边洗衣服，而喜旺和一群男劳动力喧闹着从小桥上蜂拥而过，用对话的办法不可能，在喧闹中听不见。让喜旺停下来也不可能，既冲淡了气氛也拖长了时间。导演想不出好办法，后来是李准出了点子，让喜旺把搭在背上的一件脏衣服丢给了双双。这个亲昵的、随便的、好象理所当然的细节，就把夫妻关系准确地点出来了。这个细节导演想不出，李准想出来了，原因在于李准更熟悉生活。有了它，技巧问题也解决了。
出于方便，我不怕献丑，想提一提《漫长的一天》和《周华英求职》这两篇小说。《漫长的一天》写到公社书记姚和生夜里到南张大队去找大队书记姚再洪时，我还没有决定碰到了那个“吃酒”场面应该怎样写下去。如果姚和生闯进去，那么，场面就要拉开，笔墨就要大洒，而且落入老套，意境全消。如果碰上了又不进去，那他去干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写不下去。结果还是生活帮了忙，因为我在生活中多次看到一个品质高尚、思想深沉，有志于创业的人不肯卷入这种庸俗、丑恶的纠纷中去。于是我决定让姚和生带着愤怒离开，并且毫不怀疑这是真实的。这一笔，讲究艺术性的人就会说是技巧。《周华英求职》显然套用了“欲扬先抑”的老办法，但一直“抑”到最后，我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扬”起来。如果“扬”不起来，小说就该报废；“扬”得不够高昂，就压不住阵脚。失败与成功的整个关键，就在于最后一段的处理。看过那篇小说的人，很容易知道我完全是依靠生活得到解决的。如果我找不到“天然的图画”那个情节，让周华英喊出“让我的希望快点实现吧，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啊”这句话，任何技巧都无法帮忙。周华英这个人物，主要就是依靠这一句话才站起来的。我能够找到这个情节，也决非偶然；因为20多年来有许多时候（比如被关押在“红色治安分部”里），我无聊得只能神驰于那些“天然图画”中。 二
生活属于大家，任何人无法霸占。每一个人总在不断的生活之中，决无空白。即使是密封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例如，你可以神驰于那些“天然图画”之中……等等。
不能说哪一个作家没有生活。然而生活是一个深无底、广无边的怪物，谁也不能自满。“知识里手”固然可笑，“生活里手”更易出丑。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虚心些，努力些，求得对这无边无底的生活的更多了解。
我们不妨把作家已有的生活当作“深度”来看。你生活在那个环境里，熟悉那个环境，而且达到了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程度，这无疑是很好的。但那个环境毕竟是有限度的，毕竟不算广泛。农村诚然是广阔的天地，但任何农村都不过是农村；你不可能因为熟悉了农村就熟悉城市，就熟悉一切生活。那么，你是否应该扩展你的生活面呢？我看很有必要。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本来是互相关联的，不要人为地加以割裂。城市和农村，本来是千丝万缕地联系着的，一旦割裂，你对农村的了解也就深入不下去。生活只有比较着、联系着研究才能步步深入。只吃过大米没有吃过面粉的人，要说明大米的滋味也困难，足不出苏南的人，很难说出苏南风景的特色。生活面越狭窄，就越不容易深入。反之，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就能潜入生活的深度。如果我没有最近一年来的城市生活基础，《陈奂生上城》是写不出来的。农村和城市一旦联系起来，就会发掘出许多过去没有注意的题材。所以，一个作家没有理由拒绝扩大生活面。《陈奂生上城》也不仅是把农村生活面扩展到城市的产物，而且也是把生活面扩展到城市以后对农民有了进一层认识的产物。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当然，作家在扩大生活面时，仍旧是以原有的生活面为基础的，这个原有的生活基础对新扩大的生活面的理解大有帮助。一个熟悉知识分子的人，一个熟悉工人生活的人，如果一旦把生活面扩展到农村，不但能加深对工人和知识分子生活的理解，而且比较容易理解农民。这种生活联系起来并加以比较的方法，符合辩证法。 三
作家需要一个长久而固定的生活基地。这不仅便于扩展生活面，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熟悉生活，不光是要熟悉生活中的事件。文学既然把生活归结为人的活动，既然一切要通过人的活动反映出来，那么，了解人的工作就成为熟悉生活的中心。
了解事件而不了解人，那就弄不清事件怎么会发生。
每一个人，不但都带着以往生活的一切经验在进行现在的工作和展望着将来，而且以往的不同生活给不同的人铸成了不同的性格。了解人比了解事件要困难得多，需要长期地连续地进行认真的观察。
所以，长久而固定的基地就不可少。在这样的基地里，不仅可以看到事件的连续性，而且可以有把握地掌握住人的性格。一件事情，发生在张三身上是那个样子，但如果你很熟悉李四的性格，你可以把握住同一件事情发生在李四身上的另一种样子。那一件事情，发生在张三身上也许很平常，但发生在李四身上意义就不平常。这一点对创作很有帮助。《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就是《“漏斗户”主》中的同一个人。《“漏斗户”主》的素材是生活中确实发生在陈奂生身上的。可是《上城》和陈奂生毫无关系，纯属虚构，这虚构的东西放到陈奂生身上却更显色彩，原因就在于我能把握这个人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两篇小说中的陈奂生性格完全统一，而且由于性格得到多面的描绘而显得立体化了。
在这样的基地里，作者可以把每一个人当作一本书来读，读得滚瓜烂熟。
有一位作家不愿离开他的生活基地苏州，他说：“走在马路上，会碰到许多熟面孔，每一只熟面孔，都会使我想起他们的许多事情来。”这算是把道理说透了。作家的头颅也只有“七斤半”，并不能把一切都装进去并且牢记着。如果离开了他的基地，尽管周围发生的事情和基地里大同小异，也不可能象在基地中有那么多的触发。
触发——一切创作的动机之母。
随时随地碰到熟面孔，每一张熟面孔都在触发作者，这简直是天堂。
在这个“天堂”里，一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不及一张熟面孔。
有了这样熟透的基地，作者可以比较敏捷地感觉到时代的脉搏。我在基地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但我的作品主要不是写它的过去而是写当前。尽管去年我大部分时间不在那里，但每次回去几天，就会受到触发，从《流水汩汩》到《漫长的一天》，从《“漏斗户”主》到《柳塘镇猪市》再进到《陈奂生上城》，基本上把1979年农村在政治经济上的进度和变化反映出来了（写得好坏是另一回事）。这并不奇怪，因为我熟悉基地的过去，就容易理解当前。 四
鼓吹了一番“基地论”之后，我想应该补充一句：时代生活是有它的主流的。为了提高和繁荣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们应该深入生活，忠于生活，并且让绝大部分作家能够在时代的主流中建立长久而牢固的生活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