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待历史证明的话——在哀悼父亲安子文的时刻所想到的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须待历史证明的话
——在哀悼父亲安子文的时刻所想到的
安黎　小鲁　安国　德平
当父亲的旧装已经变成遗物，他的照片也已变为遗像的时候，我们清楚地记得，父亲病危那几天，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可是，他那颤动的双唇，满怀心事的目光，都显示出他在离去之前，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仍然想把最后的叮嘱和期望尽量地倾吐出来……
父亲的一生是忘我革命的一生。他在少年时期就卷入了大革命的洪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光荣的成员。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有将近二十年的光阴是在囚禁中度过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当父亲刚刚开始同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四化奋力前进的时候，却一病不起！
一生战斗不息，父亲把整个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今天，我们在无比悲痛中默想，父亲一生的言行中，有哪些最宝贵的东西，将使我们永志不忘？ 一
过去同父亲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父亲一向是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即使在囚禁中，他也顽强地战斗，任何威逼和利诱都不能使他有丝毫的动摇。
1975年上半年，全国局势从长期混乱中出现了一线光明。这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六十一人”案已“重新定性”，对父亲这样的人要监禁终身。8月，我们兄弟中有人到过父亲的管制地——淮南。他头一回谈到了专案人员对他诱供、逼供的令人愤慨的情况。
1967年4月，父亲已被“隔离反省”半年多了。专案办公室某负责人忽然亲自找他谈话。这人对父亲说：“现在有件头功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父亲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这人答：“是。”父亲清楚地告诉这人说，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二十一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是叛徒，断然拒绝为他们制造伪证。
1968年1月，父亲被投进监狱。不久，这个专案负责人又来到监狱继续劝诱。他对父亲说：“头功已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立二功也有很大好处。”并且说：“你难道不愿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吗？”父亲说：“我不仅想同亲人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有什么法子呢！”这时，这人又历数了刘少奇的四次“叛变”经过。父亲鄙视地对他说：“你既然都知道，你就自己写吧！”
专案人员劝诱之心未死。1969年，党的“九大”前夕，这人又来向父亲报告“好消息”：“‘九大’快开幕了。你如果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能亏待你。组织部长嘛，是做不成了，中央委员还可以有你的。”父亲明确地对他说：“以后再不要问这件事了。”这人仍然赖着要父亲考虑，并且给一个“最后的机会”。父亲再一次严正地拒绝了他：“不用了，我不知道！”
三次劝诱都失败了，他们就使用暴力逼供。父亲从容地说：“手铐脚镣对我不起作用。不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这样讲，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父亲就是这样临难不苟，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二
在父亲的全部革命生涯中，有将近五分之二的时间做党的组织工作。我们听老一辈的同志谈过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父亲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锻炼出一种识别人、观察人的特别能力。他善于接近人、了解人，善于细致地做人的工作。他熟悉干部，知人善任，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天才，而是他真正理解党的干部对于实现党的伟大事业的重要意义。为此，他把全部心血都灌注到本职工作中去。
父亲在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工作中，向来反对对干部实行惩办主义，能够实事求是地辩证地分析干部的成绩和错误，对干部既有严格的督促和要求，又不求全责备，一味批评。在1951年政务院人事部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应该从干部的基本方面去看干部，不能搞形而上学。一个人不能不犯错误。其实我们每天都会说错话，做错事。拿个日记本，把每天的错话、错事都记录下来，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如果把三百六十五天的错误都集中起来，那么任何一个干部都会被搞成‘反革命’，这就叫一棍子打死，这是错误的政策。”这句简单的话，告诉了我们一个平凡而重要的道理：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害怕错误，而且党组织应该创造一种环境，保护和鼓励那些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同志，俾使每个人都勤于反省，进行自我批评，乐于接受同志们的检查和监督。
父亲这种态度，使他收到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处，就是干部群众都愿对他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这就使他能脚踏实地进行工作。做错了的事，错误处理了的干部，不恰当地提拔了的干部，能及时予以纠正。父亲曾经在庐山会议上不正确地参加过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当他在1960年听取安徽、河南群众生活极大苦难的汇报时，他和周围的同志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痛悔的眼泪，并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父亲关心干部，爱护干部，这种阶级感情，首先来自他对党的热爱，对人民事业的热爱，也来自革命前辈的教育和影响。他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1928年初，河南省委被破坏后，父亲也被捕了。一天，牢房里忽然抬进一个用破被裹着的“犯人”。父亲一看这个人因受刑过重，全身血肉模糊，就知道是自己的同志。敌人的凶残激起他无比的愤恨，也增添了他对这位不知名的同志的爱护之情。他坚持每天给这位同志擦洗伤口，端屎端尿，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照顾，这位同志的伤势逐步好转了。后来知道这位同志就是任作民同志。当时，父亲才十几岁。这位革命前辈在狱中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对年轻同志的关怀和教育，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经常向我们表示对这位先烈的怀念之情。
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把大批党的重要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父亲的心无时无刻不是随着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遭受的迫害和折磨而忧虑和痛苦。
在淮南，父亲总是不断地询问许许多多干部的情况，有时夜里也睡不着，一直同我们谈到凌晨。他为一些人恢复了工作而宽慰，为一些人被迫害致死，或者仍然同他一样被凌辱而悲愤，也为一些人变了，追随“四人帮”去了而惋惜，并且希望他们能早日幡然悔悟。
父亲多次向我们打听董边同志的情况，我们说不认识，他就向我们讲述田家英同志的不幸遭遇，告诉我们，董边同志是田家英同志的爱人，耽心也会被害。去年5月底，父亲在医院里又问我们，为什么在报上没有看到给田家英同志平反的消息（后来田家英同志也平反了）？让我们去找找董边同志，问她向组织上反映过田家英同志的事情没有，如果没反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他认为，无论如何田家英同志的问题应该解决了。
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血口喷人。为了诛灭父亲一人，他们竟至否定整个中央组织部，甚至否定二十多年来党的组织路线，荒唐悖谬，真是天下少有！这些家伙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伪造历史，已经受到历史的惩罚。最近，中央决定，为1966年以前的中央组织部恢复名誉，为一切受过株连的同志全部平反。中央组织部的真实情况终于大白于天下。 三
父亲逝世前二十多天，忽然紧紧地握着小孙女的手，无限情深地说：“毛毛，咱们回淮南好不好？”淮南，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本是父亲足迹从未涉及的地方。在江青、康生一伙看来，这种地方正是给父亲划地为牢，使他与人民隔绝的放逐地。于是他们在1975年5月底，把父亲流放到这里。父亲在这里虽然过的是一种被管制的生活，但是，他却同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当父亲重病卧床的时候，他把深深的思念寄向自己生活了三年零七个月的淮南，寄向这块土地上他所热爱的、曾经朝夕相处的淮南人民。
在舜耕山下、淮河之滨，父亲结识了许多党的基层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人们尊敬他，把他看成是自己人。他们向父亲倾诉对真理的渴求，希望听到他讲述党的真实历史，要求他解释当时各项工作调整的方针、政策。父亲很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担心他们遇到的困难。解放后，父亲从未有机会这样长时间直接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那时，他就象一个重新学习的小学生一样，倾听着人民的肺腑之言，深深体察着存在于群众之中的疑虑和愤懑的情绪，宣传党的真实历史、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每次谈话，最后总要加上这样一句结束语：“请放心，问题迟早会解决的！”父亲在同群众谈话时，并不避讳一些尖锐的问题。当时他谈过对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感到的由衷欢慰。他说：“邓小平同志果断，干脆，有能力，孚众望，中央的工作由他主持，得人心。”有时，身旁的子女被他犀利的语锋所惊慑，劝他克制一点，他却用苍凉有力的声调回答：“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人民群众有什么话不能讲？不怕！”他爱护群众，他也生活在群众的爱护中间。群众掩护他，帮助他，关心他。他们常常对他说：“安老，要保重身体呵，将来一定还可以为党工作的。”再为党工作，父亲也抱有这样的希望。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答谢善良的淮南人民对他的激励，他在淮南生活期间，时常深刻地反省自己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自觉地进行着思想深处的修养和砥砺。
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四人帮”反动势力又要批斗他，但是，遭到了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妄图批斗他的人凶恶地说：“这里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思想界限不清，政治上糊涂，象安子文这样的反革命，家中居然门庭若市，真该严加管制、惩处！”历史又无情地嘲弄了这批家伙，“淝水之战”的八公山就在淮南市旁边，他们在人民的怒涛面前，也变成一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中的可怜虫了！
1978年12月，党中央为“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后，通知父亲回北京来。父亲离开淮南时，一个从未来看过他的人，这时候竟然说要加强护卫措施。父亲希望结束这种无聊的官场作风，他意绪深沉地说：“我在淮南住了三年多，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群众之中，群众保卫了我，我非常安全。现在用不着什么特别措施，何必要再把我跟群众分开！” 四
父亲回到北京后，接受了新的任务，来到中央党校，又投入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
父亲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晨六点起床，七点二十分去上班，八点准时开始工作。父亲经常向我们表示，他十多年没有工作了，必须加紧工作，了解和熟悉新老干部的思想情况。晚上和节假日，找他谈话的人越来越多了。于是，他在工作之外，又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每天都很紧张而又有些疲劳，可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心情是舒畅的。因为他在长期囚禁和管制中朝思夜梦重新为党工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去年3月22日，父亲来到党校和同志们一起植树。他平时总是为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缺少茂密的森林和如茵的草地而遗憾。因此，他的兴致很高。3月末的天气，春寒料峭，他回来后，第二天就病倒了。因长期被监禁、受尽摧残而潜藏在体内的各种疾病总爆发了。先是感冒，接踵而来的是低烧、肝病、肾病，最后又发现了癌症……
父亲躺在病床上，勇敢地接受病魔的挑战。他在病情越来越严重，说话与活动都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认真准备了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稿，口授了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心得，最后，他还请别人整理了一篇他纪念刘少奇同志的文章，谈了对刘少奇同志的建党思想的一些体会。在这三篇文稿中，父亲抒发了一个老组织工作者重新工作之后，天天萦绕在心头的磈磊。他是这样想的，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写的：
“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党正面临着重新改造自己的任务。”
“我党历史上几次革命转折关头，凡是抓住了重新教育干部这个环节，转移就比较顺利。这次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较之历史上的几次转移，意义更伟大，阻力也更大。”
“我认为，党的十二大在党的建设方面，在修改党章方面，需要着重研究两个问题：一、防止林彪、‘四人帮’、康生事件重演。二、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真正有能力领导群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党。”
“要认真研究产生林彪、‘四人帮’、康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要认真研究在党的路线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着哪些缺陷和弱点，以致给林彪、江青、康生之流以可乘之隙。要认真研究为什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无法公开地正常地表达出来……。”
“经验反复证明，对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不同意见的干部，一定要重视和保护；而对那些大赞大颂，加码加番，爱抬轿子，看风使舵，搞政治投机的人，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万万不能重用。”
“看到年富力强的好干部把担子挑起来了，就是看到了党的事业在前进，在发展，也就等于亲眼看到了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父亲这些血泪凝铸、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充分反映了他的深虑、期望和信心。
在弥留之际，父亲那歙歙开合的双唇似乎是在频频询问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他的心情？他那无声的言语，又使我们想到，他好象在重复着伏契克的那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父亲去世之后，许多长辈和朋友纷纷前来致哀，慰问。我们党有一种有益的传统：深情地送别逝者，坚定地相信来者，用革命先辈遗留下的革命精神来激励人们继续前进。这也许就是我们党在遭到挫折和失败之后，仍然能够继续战斗，赢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吧！
父亲可以安静地闭上眼睛了。他在三十年代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十年浩劫人民灾难深重的痛苦时刻，吃尽了人间的苦头。但是，他绝没有出卖灵魂，更没有抛弃理想，相反，却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了不屈的战斗。父亲一生坎坷，可是他至死都无悔于他一生所选择的道路。
在这沉痛哀悼的时刻，死者的遗言和生者的悼词，一并交给历史去审查和证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