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就在自己脚下——江西共青垦殖场访问记之一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江西通讯

　　优势就在自己脚下
　　——江西共青垦殖场访问记之一
共青垦殖场用10年时间，使自己的生产增长了30多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善于发现自己的优势，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
利用优势、发展优势，扬长避短，是发展生产的最有效的办法，这道理很多人是知道的。但是，什么是优势，自己有没有优势，却常常认识不一致了，甚至认为自己那里都是困难，都是不利条件，一句话都是劣势。共青垦殖场也不例外，他们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也看不见，找不到自己的优势，生产一直发展不快；只是在他们从自己碰壁、失败的教训中，逐步清醒过来，正确地认识了自己和客观的有利条件，越来越自觉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才使他们的生产建设事业飞速发展起来。
共青垦殖场的前身是“共青社”。1955年，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组成垦荒队，到江西省德安县参加新农村的建设。这些青年，热情很高，干劲很大，但因为他们从小生长在城市，别说种田，连庄稼的名字也叫不出，虽然上级给拨了几头牛，可他们不会使唤，怕它咬人，用一根几丈长的绳子在前面用力拉着牛耕田。牛这玩艺你在后面赶，它会乖乖地拉犁向前耕，你在前面拉它，越用力它越不走。这样闹了两年，吃了很多苦，费了很大劲，虽然开出了一些地，因为不懂农活技术，亩产只有一二百斤。中共德安县委为了帮助这些可爱的青年人成长，决定由“共青社”改为国营垦殖场，让他们和一个人民公社合并起来，以便在老农的指导下，使青年们更快地掌握农业生产技术，把生产搞得更好。
同人民公社联合后，情况有很大好转，这些年轻人不但很快学会了农活，掌握了生产技术，还随着生产的发展，凭着心灵手巧有文化，学会了开拖拉机，兴办了小水电站，等等。但是，因为那时人民公社刚成立，很多制度不健全，管理经验不足，慢慢地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共青垦殖场是全民所有制，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两家在一起有很多事情纠缠不清，严重地影响着共青垦殖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决定独立出来，1969年由金湖搬到南湖。
南湖有近万亩面积，地靠鄱阳湖，是一大片沼泽地，把沼泽治好，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农业生产基地。可是天不作美，正在搬迁的时候，来了一场大洪水，沼泽地变成了一片汪洋，只有少数几个较高的小山头，孤零零地露在水面上。天灾给搬迁带来的困难还没克服，又来了人祸，林彪在江西的死党刮起了大砍垦殖场的恶风，说垦殖场是“啃吃场”，是“假全民真复辟”，是“窝藏牛鬼蛇神的防空洞”，一下子把全省的垦殖场砍掉了一多半，共青垦殖场也在被解散之列，停发了他们的工资和口粮，要他们自找出路。
满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热情的革命青年，一时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无土地，无房住，无资金，无饭吃，困难是很多的。怎么办？青年们接连开了三天三夜会，不少人噙着眼泪，离开了自己的伙伴，“自找出路”走了；以于维忠、周承立、陈国祥等为代表的老垦荒队员和十几年来陆续来场的400多名青年决定留下来，坚决干下去。没有资金，大家把十几年来积存下来的一点钱拿出来，凑了4，000多元，救了燃眉之急。场区到处是水，种庄稼根本不行，却是发展捕鱼养鸭的大好地方，职工们就去捕鱼捉鳖——鱼、螺蛳、乌龟多得很，一人一天能捕百多斤；那年还养了一万多只鸭子。后来，他们又把鸭子加工成板鸭，当年作了11万只板鸭，赢利9万多元。这下好了，共青垦殖场站住脚了，起码的生产资金、生活费用有了，便全力以赴地进入整场建场斗争。他们把全场400多名职工分成三部分：垦荒队、建筑队、副业队——这么一分队，他们发现，人才还真不少哩。这400多名来自十几个省100多个县的青年，有的学过电工、木工，有的学过机械、土木建筑，有的善种田，有的会捕鱼。因为因才使用，发挥了每个人的专长，两年之内，便开出了1，700多亩土地，建成了六七千平方米宿舍、办公室，办起了板鸭厂、砖瓦厂等，到了1971年，共青垦殖场就开始有个样子了。
“当时这些作法，都是逼出来的。”党委副书记、1955年第一批上海青年垦荒队的队员于维忠，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这样向人说，“经过这一场斗争，使我们慢慢认识了一些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促进生产更快发展。”
于维忠和其他青年垦荒队员——他们现在都是场的领导干部、技术骨干和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了——从自己的痛苦、困难、斗争、胜利的经历中，总结出了几条基本经验。他们说：“这几条，是我们场生存、发展、蓬勃前进的基本原因。”
“第一条，我们硬是不散，不给工资我们不要，不给资金我们自己凑，坚决把共青这块牌子打下去、举起来。”党委委员兼场工业科长、上海第一批垦荒队员周承立说，“现在看，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干社会主义就得有这么一股精神和劲头，这是我们政治上、精神上的最大优势。”
周承立，这个1969年的开荒队长，当时为了夺取当年长出粮食的胜利，不分日夜，追着洪水跑，洪水退出一尺，他的拖拉机就前进一尺，退出一丈，他的拖拉机就前进一丈，终于和大家一起在当年开出了700亩土地，收了56万斤粮食，解决了全场职工的吃饭问题。
“把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专长，是一种很大很大的优势哩！”这是初中毕业、16岁就来到垦殖场的蒋仲平的体会。10年来，垦殖场创业的苦他都吃过了，全部的工作也都做过了。他当过拖拉机手、酒厂主任、板鸭厂技师，现在，这个只有37岁的多面手蒋仲平，又成了总场的场长，工农业各项生产事业，他都懂，都会，都是内行能手。他性格爽朗，整天乐呵呵的。可是对工作、对生产却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他常对人说：“要是每个人的积极性都充分发挥出来，每个人的特长都发挥出来，一个人就能顶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人用。”这话一点不假。共青垦殖场1969年在南湖重建时，只有400名职工，现在有近2，000人。人手增加了4倍，可生产却增长了36倍！这不是一人顶好几个人么！
“最根本的问题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委书记余仕观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时这样说，“有了这一条，优势就会被发现、被利用，就会给人创造出更大的财富。”这是真的。1969年，他们搞板鸭厂被说成是“要钱不要线”，把他打成“走资派”，调离了垦殖场。就在他走的时候，还悄悄地对于维忠、周承立、蒋仲平这些骨干分子说：“板鸭厂可不能丢呵！”从那以后到1973年，不到4年时间，调来了5个一把手，由于“四人帮”的迫害和生产、工作上的困难，又先后离开了垦殖场。最后没法，只得又把余仕观这个从小做木匠，1949年从老家进贤县逃难到德安，解放后参加工作、入了党的老垦殖场党委书记重又调回垦殖场。老余回场的第一天，就对全场职工说：“共产党是给普天下人民谋幸福的，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尽管当时全国许多地方被“四人帮”搅得天下大乱，可这里，却一直在坚决走自己的路，用他们的话说：“四人帮”大骂，我们大干；“四人帮”大砍，我们大上。全场上下一条心，一股劲，工、农、副业一齐上。现在，人们都看到了，从1973年——这是共青垦殖场走上生产发展的真正起点——到1979年，总产值增长了13．2倍；从1969年开始创业算起到1979年，10年间总产值增长了36倍多。
本报记者 田流 张平力
本报通讯员 李东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