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制度与宦官专权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封建专制制度与宦官专权
　　王思治
宦官原本是因为帝王宫廷杂役及其他需要设置的，其地位比较低下，故唐昭宗说：“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旧唐书·宦官传》）据说，远在周代就有宦官。但宦官作为一种腐朽势力集团，参与政治斗争的风云，却是秦汉以后的事，即所谓“宦官之兴，肇于秦汉。”（《旧唐书·宦官传》）不过，秦和西汉的宦官，也引用士人，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宦官才“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后汉书·宦者列传》）
从秦朝开始，我国形成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腐朽的宦官势力集团的出现，正是这种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派生物，是和封建皇权以及皇位继承密切相关的。
封建王朝的帝王是世袭的，“家天下”是其根本原则。一切违背这个原则的皇位继承，均被视为“篡逆”，所以，“太子”、“储君”被认为是“国之大本”。为了使皇权传于一姓子孙，维护皇帝一系的血统的纯洁，便被看作是至关紧要的事情。因此，在皇宫之内除皇帝一人之外，是不允许有第二个成年男性的。由于“宦竖傅近房卧之内，交错妇人之间”（仲长统：《昌言》）。为了防止与宫内妇人混杂交错发生问题，于是经过腐刑之后不男不女的宦官便成为必要而绵延存在近两千年，成为与一姓世袭的皇权同时并存的畸形社会现象。
封建帝王后妃不仅生活极其豪奢，而且特别讲究礼法排场，这就需要有众多的人为其服役。明代宦官竟多达十万人。由于宦官人数众多，就需要一定的组织系统：有在帝王后妃身边的，有在宫内各衙门或各处的（如明有二十四衙门，清有四十八处）。他们有严格的等级，其下层人数最多，也是终身劳苦，担负着宫内扫除等各种杂役；而敢于弄权为祸者，则是宦官的上层中能得到皇帝宠信的人。我国历史上不少封建王朝的政治败坏，终至覆亡，是与宦官专权分不开的。尤其是东汉、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更为惨烈。
宦官之所以能够在封建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其根源同样在于专制主义的皇权。宦官专权实质只是皇权专制的变形，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在一定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在封建时代，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意志高于法律，必须绝对服从，用乾隆的话来说，就叫做“乾纲独断”。这就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正是由于这种封建的专制制度集全部大权于皇帝一人，因此，只要宦官一旦掌握了皇帝，也就具有“君临天下”的同等权力，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口含天宪”、“寄之国命”（《后汉书·宦者列传》），从而也就能够胡作非为、随心所欲地左右政治了。所以，宦官专权是不受任何约束的皇权专制旁落的结果，是只有封建专制制度才会长出的赘瘤。
宦官身份卑贱，为什么又能攫取大权，甚至操纵皇帝呢？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为《宦者列传》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论文，总结了历代的经验，论述了宦官中的狡黠阴险之辈如何操纵皇帝，颇有见地。
欧阳修认为，宦官所以能够攫取大权并进而把持皇帝，是由于“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就是说，宦官与皇帝朝夕相处，因近习之故便能先意揣度皇帝的心思，投其所好，一些用心深刻，猜忍弄权者流，便从中施展权术，“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新五代史·宦者传论》）从皇帝来说，由于身居九重，平时很少与大臣见面，“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即使在群臣朝见的短暂时刻内，在皇帝威严的傲视之下，群臣惟有诚惶诚恐，“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王鏊《亲政篇》）封建专制制度规定的这种上下等级森严的君臣关系，使所谓“视朝”，根本不是为了处理政事，完全成为显示皇帝“九五之尊”和群臣“山呼万岁”的典仪。而君臣之间只是由“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同上）这样的君臣关系，自然会产生隔膜和猜疑，使孑然独处的皇帝深感群臣“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新五代史·宦者传论》）因此，也就把宦官视为自己的心腹耳目，委以重权，甚至作为监视廷臣的鹰犬。明代大宦官王振以“狡黠得帝（英宗）欢心”，就是利用英宗的猜疑，怂恿皇帝用严刑重典来驾驭群臣，以“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明史·王振传》）另一大宦官刘瑾“尤狡狠”，他取得明武宗宠信的办法则是“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明史·刘瑾传》）以致武宗“日与嬉游，茫不知悟”。（《明史·蒋钦传》）刘瑾以声色狗马投皇帝所好而大被信用以后，便“权擅天下，威福任情”。臭名昭著的魏忠贤，从小与恶棍为伍，目不识丁，后自宫以进，同样凭着“猜忍阴毒、好谀”的本领，“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明史·魏忠贤传》）而大得宠信，因此权势煊赫，嚣张一时。
宦官中的猜忌残忍之辈，以阿谀媚上获取皇帝的信任，历代如此。后汉人说：宦官“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后汉书·宦者列传》）他们为了攫取国家大权，结成死党，即所谓“成私树之党”，（同上）形成为腐朽而又残暴的政治集团。等到势力已成，便能权倾天下，甚至“挟人主以为质”，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而他们发号施令，则往往用的是“矫诏”，即假传圣旨。例如：“（刘瑾）窃揽威权，诈传诏旨，放逐大臣，刑诛台谏，邀阻封章，广纳货赂”。（《明史·杨守随传》）皇权变成了宦官专权的依据。
宦官专权不仅以皇权为依据，而且还直接掌握着军权。为了监视主将，唐设置监军使，以宦官充任。唐代名将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安庆绪于邺城时，大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成为全军实际上的统帅。明朝京师卫戍部队叫“京营”，号称“三大营”（其间曾改为十二团营），同样是掌握在宦官及其爪牙手中，由宦官“总督三大营”或“总督团营”。魏忠贤还“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明史·魏忠贤传》）“内操”名义上是皇帝的私人卫队，实际则由宦官掌握。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宦官往往充任统帅或监军，负责专征。明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大宦官谷大用“总督军务”，诸将听其调遣。（《明史·谷大用传》）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就是大宦官王振瞎指挥造成的。由于宦官掌握了军权，他们就更为嚣张跋扈。史称“忠贤益无忌，增置内操万人，衷甲出入，恣为威虐”。（《明史·魏忠贤传》）
其次，宦官还往往担任实权很大的机密要职，获得了在政事上直接发号施令的权力。唐朝设置枢密使，以执掌机要，传宣诏令，由宦官担任。明代的司礼监有提督太监、秉笔太监、掌印太监等官，其权在内阁之上，可以批答奏章。刘瑾掌司礼监，“奏章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明史·刘瑾传》）就是说，群臣奏章要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奏皇帝。魏忠贤到涿州进香，凡奏章要事，甚至需派站马急驰，“候贤可否”。由于宦官多是不学无术之辈，其批答奏章，“辞率鄙冗”。但是，由于大权在握，他们便以恩怨为准，以喜怒为凭，随心所欲地处理政事。例如，魏忠贤专权时，“各衙门章奏俱不由阁票，特用内旨，生杀予夺，惟贤与（王）体乾为之。”（蒋之翘：《天启宫词》）司礼监还负责为皇帝草拟诏命，这就更可以大做手脚，杂以己意，以行其私。更为严重的是，皇帝的命令由宦官口头传达，当时称为“口传天语”。“上（皇帝）传某事如何处分”，大臣“侧耳籍记，惟恐错误，亦有借内传以行其私者”。大学士孙承宗为此上书皇帝，希望“慎重口传”，因为“传天语者，一字抑扬，便关轻重”。（钱谦益：《初学记·大学士孙公行状》）由宦官口头传达皇帝命令，就叫做“口含天宪”，一语就能断人之生死，定政事之兴废。
此外，明代的太监还掌握着庞大的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他们“毛举官僚细过，散布校尉，远近侦伺”，（《明史·刘瑾传》）挟仇诬陷，泄愤报怨，随意加人以罪名，轻者被罢斥，重则家破人亡。如尚书项忠因弹劾东厂，遭到诬陷，被革职为民，一时九卿被劾罢者数十人。他们还以“妖言”谋反、诽谤朝政等罪名陷老百姓于重刑，以致“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明史·刑法志三》）当时人闻厂、卫（锦衣卫）之名，真是谈虎色变，为之胆破。（《春明梦余录》）
宦官专权，即使在封建政治史上也是最黑暗的年代，其“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尽）书。”（《后汉书·宦者列传》）史载东汉宦官专权的结果是：“（宦官）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后汉书·宦者列传》）在唐代，则是“五十余年，祸胎逾煽，……所不忍闻”，“国祚（唐之国运）旋亦覆亡，悲夫！”（《旧唐书·宦官传》）而“明代阉宦之祸酷矣”，“其去汉唐何远哉”，（《明史·阉党传》）真是愈演愈烈了。今举其大者，约略述之。
东汉和帝时，外戚窦宪兄弟专权，宦官郑众“得专谋禁中”，设计诛杀窦宪兄弟。从此展开了宦官与外戚的激烈斗争。有时是宦官谋诛外戚，有时又是外戚密计除宦官。对于士大夫官僚集团，宦官则一手炮制了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他们之间的冲突，直到东汉即将灭亡也没有停息，最后是袁绍尽杀宦官。东汉政治正是在这种宦官、外戚的激烈斗争和交替专权中日益败坏，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
在唐代，历时很久的“南衙北司之争”（“南衙”指朝官，“北司”指宦官），同样是宦官专权引起的。其中著名的有顺宗、宪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即王叔文、王伾和柳宗元等人谋夺宦官兵权，打击宦官，实行政治改革。“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4）结果是宦官勾结大官僚反扑，王叔文被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边州司马，时人称为“八司马”。随后，又有文宗太和九年的“甘露之变”。宰相李训等以金吾卫衙中石榴树上降有甘露为名，请皇帝前往观看，意在诱宦官到金吾卫衙中聚而歼之。但因谋泄，宦官出禁兵大肆屠杀朝官，“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旧唐书·李训传》）李训等十余家全族被杀，朝廷几乎为之一空。文宗本人亦被宦官所杀。除文宗外，死于宦官之手的还有宪宗和敬宗。至于宦官废立皇帝，也如同儿戏。所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旧唐书·宦官传》）唐自肃宗后共十四帝，除末代皇帝哀帝时宦官已被杀外，其余十三个皇帝全由宦官所拥立。
宦官专权除了在宫廷中制造一系列的阴谋诡计，骇人听闻的屠杀外，也使封建朝廷内党争不息。东汉的党锢、唐代的“朋党之争”，都与宦官专权有关，而明代天启年间的东林党人之祸，则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蓄意炮制的冤案。
万历二十二年，被削官后回到无锡的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明史·顾宪成传》）于是有“东林党”之称，逐渐成为明季一大政治力量。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卫道救时”、“抱道忤时”相标榜，认为“天下最不可混者，莫若君子小人之辨”，所以东林党人在朝为官者，门户之见甚深。待到熹宗天启时，魏忠贤专权，阉党以“东林将害翁（指魏忠贤）”，大兴党狱，又以受抗清名将熊廷弼贿赂等诬陷罪名，“竟相搏击善类为报复”，凡“不附忠贤者，号曰东林党人，献于忠贤。忠贤喜，于是群小益求媚于忠贤，攘臂攻东林矣”。（《明史·魏忠贤传》）阮大铖开列党人名单，名曰“百官图”，向魏忠贤献策说：“某宜先驱，某宜后击，某宜正攻，某宜旁射”。魏忠贤“按图杀诸君子，往往多用大铖之策”。（戴名世：《南山集·左忠毅公传》）于是杨涟、左光斗等数十人被捕，死于狱中，被革职者又数十人，“朝署一空”，“忠贤之党遍津要矣”。他们还杜撰《三朝要典》等，露布天下，定东林之罪，想以此成为铁案。明代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史称“终以覆国”。
宦官专权不仅使宫廷和朝廷内暗无天日，而且由于他们任人唯亲，“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后汉书·张让传》）或“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偏置死党”，（《明史·魏忠贤传》）使地方政权也同样是暗无天日。督抚大吏只知荼毒人民，贿赂献媚宦官。魏忠贤被尊为“九千岁”，地方官吏争先恐后霸占民田为其建生祠，歌功颂德惟恐不及，闹得民怨沸腾。有的宦官死党在宰州临郡时，甚至公开抢劫，以致商旅裹足，路断人稀。对于他们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人民如果稍有议论，便会横被毒刑，惨遭杀害。“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有一次，有五个人在旅店饮酒，其中一人大骂魏忠贤无恶不作，其余四人吓得不敢作声，劝他少骂几句，他怒声说：“忠贤虽横，必不能将我剥皮”。当夜五人就被捉去，骂魏忠贤者立即被剥皮，其余四人几乎骇死。（夏允彝：《幸存录》）他们还施行连坐，一家有犯，邻里都要逮捕，面河而居无邻里者，“以河外居民坐之”，（《明史·刘瑾传》）即逮捕河对岸的人。至于宦官残酷剥削人民，霸占民田，府署馆第豪奢壮丽，歌童舞女，奇宝珍玩，充斥绮室，更是史不绝书。
由于宦官专权，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大规模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东汉末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有人指出：“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指宦官张让等）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后汉书·张让传》）明正德年间，刘瑾专权，大学士焦芳是其死党，助纣为虐。刘六、刘七大规模起义失败后，首领赵鐩被俘，临刑叹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谢天下，死有余恨”。（《明史·焦芳传》）李自成在其檄文中也指出：“宦官皆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毒害无穷。起义军攻占北京后，“各营拷职官追赃，内臣加炮烙尤惨”。（谈迁：《金陵对泣录》）农民起义军对宦官的仇恨，真是铭心刻骨。可见，宦官专权往往导致这些封建王朝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