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立波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忆立波
　　吴黎平
周立波同志逝世一周年了。一年来，立波同志的形象常常萦绕在脑际。我和立波同志在一起的时间虽不多，但这是何等值得纪念的时间呵！在上海的监牢里，在延安，在抗日胜利后的紧张斗争的东北！在这些值得纪念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和立波晤面，畅谈，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我和立波同志是于1932年初，在上海西牢里认识的。上海西牢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一部分领土的殖民地式统治的一个象征。西牢的政治犯（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原本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在1930年中期，政治犯举行罢饭斗争之后，帝国主义的监狱管理者就把他们同一般犯人分开，单独关在新牢监最高一层的40个号子里。每号宽约一米多，长约两米，三面是钢筋水泥，一面是铁栅栏，向着走廊。巡捕就在这走廊巡回。每一号子，有关一个人的，有关三个人的。我和立波同志曾关在比邻的号子内，也曾短时间关在一个号子内过，因此，我得知他简单的身世。
立波同志出身于湖南农村的一个中农家庭，靠祠堂的资助，得以在长沙读了初中。他为了寻求发展来到上海；之后，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曾考入当时公费的劳动大学，解决了食宿问题，并获得学习条件，但由于入学后积极参加进步学生反抗学校反动当局的活动，被校方开除。他后来到神州国光社当校对，仍积极参与当时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所组织的一些革命活动。在党领导的罢工斗争中，他在张贴罢工宣言时，被工头告密而被捕入狱。
西牢有英国巡捕、印度巡捕和中国巡捕，对犯人戒备森严。但我们政治犯中，仍有革命的组织，并通过收买个别中国巡捕与外边互济会组织取得联系，从而能在困苦的环境中听到党的信息。我们在狱内自然不能举行会议，只有在夜晚，在巡捕不多巡回的时候，通过一间房一间房挨次传话（那时叫“打电话”）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活动。我曾以这种方式向大家讲过唯物史观。立波同志积极参与党组织的一切活动，他后来所写的题为《铁门里》的集子所收的五篇小说，就是反映狱中斗争活动的。当时，立波同志除参加政治学习外，还坚持自学英语，他常常向我们背诵一些古诗，如李白、杜甫的一些名诗。那时外面朋友张庆孚同志设法给我送进来一部《资治通鉴》，立波同志就贪婪地反复阅读了。
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立波同志的善良和无私。我们在牢里每天三餐，是装在洋铁罐里的一点点饭菜，牢里人都吃不饱，挨着饿，大家常常以谈论吃东西作精神会餐，甚至睡觉都作吃东西的梦。我们同号住的一个工人同志食量大，饿得难忍。而同样饿着肚子的立波同志，却宁可自己多挨些饿，好几次把自己那一点点饭再分一半给那位工人同志。
当时还不是党员的立波同志，通过狱内的斗争和考验，政治觉悟更高了，革命意志更坚定了。他不仅不象某些人由于被捕的打击而陷于消沉与悲观，甚至离开革命，而是正相反，更加积极地和朝气蓬勃地投身革命了。他就是在出狱后，参加左联党团的工作，和参加党组织的。
立波同志出狱后，从1934年底到37年上半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曾在当时进步的报刊上，写了不少论文、杂文，并翻译了文学名著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及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对当时广大青年，起了积极的革命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足迹遍及华北前线，写了大量报道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文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1939年他到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这期间他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指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的方针。1944年他跟随王震、王首道同志所率领的部队南下，在艰苦卓绝、行程万余里的南征北返中间，又一次经受了考验。日本投降后，他到了东北，立即响应东北局发动广大干部下乡的号召，到黑龙江省的尚志县和五常县去参加土地改革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在写作《暴风骤雨》之前，在哈尔滨，立波同志曾和我谈起过他下乡的感受。他深深为群众生活的丰富，农民语言的生动，以及土地改革斗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所感动。他说，只有在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之后，才能真正理解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正确。他对我说，他要写一本关于土改运动的小说，问我书名叫《暴风骤雨》好不好？我说，这很好。对于这本小说的写作，立波同志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的。全国解放后，党的工作重心移到城市和工业建设上来；大批干部也转到工业战线上来。这时，立波同志到石景山钢铁厂体验生活，写了反映三年恢复时期、我党重建工厂的小说《铁水奔流》。他把稿子送给我看，要我提意见。我对他说，你最擅长的还是写自己所熟悉的农村题材。后来他在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回到故乡湖南，参加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写了反映这一革命的小说《山乡巨变》，以及反映农村新人新貌的许多短篇。
纵观立波同志，从30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经历，可以看出，在各个历史时期，他都是投身到斗争的前线。解放前，他经受了白区地下斗争的监狱的考验，经受了战场上枪林弹雨的考验；解放后，他积极参与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他不是作为作家而写作的，他是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战士，以笔为武器来进行战斗的。他是一个纯正的人，是一个纯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纯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