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中国土地上的花”——忆刘仁和绿川英子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爱中国土地上的花”
　　——忆刘仁和绿川英子
　　郑林曦
6月15日晚上，从电视中看到了中日合拍的电视片《望乡之星》。艺术家们的生动的表演，儿女们在屏幕上的出现，（特别是女儿很象绿川）都仿佛当年的战友刘仁和绿川英子两位同志又站在我的眼前。
记得是1941年初，我回到重庆附近的赖家桥，参加新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分配在对敌宣传的部门。直接领导我工作的，正是刘仁同志。
我所见到的刘仁同志，是昂藏七尺之躯的大丈夫，说普通话带有显著的东北口音。对人和气，可是办事相当刚强果断。由于抗战时期生活条件不好，听说又患有慢性肾脏病，所以脸上身上微微显着一丝浮肿。性格具有我国东北人特有的那种爽朗旷达，容易使人接近。虽然是初次合作共事，对我这个青年人却象熟朋友一样热情相待。作些什么工作，如何作，谈得都很具体；同时对于在那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干工作会碰到什么坑坑坎坎，也交代得很清楚。
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进行对敌宣传，看来好象很简单，其实却很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在于当时掌握国民党区军政大权的人，既然不得不让共产党领导下的精通日语、日文的人士以及来华的进步的日本人来作这件工作，却又时时处处很不放心，要派人监督或者伸手加以控制。在国共合作初期设立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原来设有第七处，主管这项工作。后来又有进步的日本人士鹿地亘等和一批经宣传教育后有了觉悟的被俘日本军人，组成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也参加对敌宣传工作。这些工作原来由第三厅主管时，第二厅就派来一些类似监军的副职、特务、译员来监督和打搅。后来由文化工作委员会来主管，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时伸过来阻拦的黑手，工作是很不好作的。可是刘仁同志在郭沫若主任委员和冯乃超同志的领导下，耐心谨慎地周旋于各方之间，作了不少工作。就他的本性说，是有脾气和易于激动的。可是我看他常是耐着性儿，协同各方，努力把工作作好。我是参加日文宣传书刊的编辑、发排、跑印刷所等工作的，有时连设计绘制日文的封面等都得自己动手干。刘仁同志对我这个年青人要求是很严格的，但是帮助也很具体，态度也一直是亲切的。记得我有时从那时比较难得的日文书刊上翻译下一些资料，还常常得到他的亲自校正。
刘仁同志又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有一年的夏季，他把赖家桥附近所有作对敌宣传工作的人士组织起来，到离赖家桥一二十里外一个长着高大的黄桷树的水潭旁去野游、聚餐和游泳。绿川和鹿地夫妇，还有别的一些日本友人也参加了。大家玩得十分高兴。唱了汉语、日语、世界语的歌曲。如果不是天空偶尔传来日军飞机的嗡嗡声，简直成了中日人民和平友好大聚会的一个缩影。刘仁同志的家在金刚坡下的一个小山坡上自己花钱盖起来的茅草屋里。那时原在第三厅工作的一些有家属的文化界人士，都在那个山坡上盖了些小屋，十几户人家合起来，居然也成了一个小村庄，而且很快定名为“金刚村”。绿川英子在《金刚村闲记之二》中对此村有一番描写：
“而且我们的金刚村，是那样的天赐多树，以至于它的住户们春天叫它作‘青叶村’，秋天叫它作‘红叶村’。从那些树木中间，我晓得了月亮在春天里是朦胧不明；从夏到秋皎皎洁洁没有纤毫阴翳地横过长空，而在冬夜，看的人也没有了，却就那么象冰凌一般的冷冷清清。”（《没有花的庄稼人》，载《新华日报》1943年6月25日）
就是在这个小村子里，我取送日文稿子或校样的时候，时常看到绿川英子。她个子不高，人也不算瘦，时常穿着浅粉蓝色的上衣和棕黄色的裙子，有时罩一件白色或乳黄色的毛衣或毛背心。大家都知道她用声音在广播中有力地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号召日军起来反战。其实她的笔锋更健。她亲笔写的，或者经她修改的日文宣传小册子，都是亲切感人的文学作品，在反对侵略战争，拨开受蒙蔽的日本军人的眼睛上，起了引路火炬一般的作用。除日文外，她又用世界语向全世界报道了抗战中的中国。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中，有一部分人是专门搞世界语对外宣传的。ＶerdoＭajo（含义是“绿五月”）的矫健而热情的文章，赢得了全世界不少人对中国正义的抗战事业的支持和同情。绿川又积极赞助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她是当时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热心的朋友。记得在一次语文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她说：象我的名字绿川英子，中国朋友老是根据汉字的读音来叫，其实是不正确的。如果中国实行拼音文字，按日语的发音来拼写和叫我，那我就高兴了。
绿川是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她写的散文，意挚感人，饶有风趣，而且富于思想性。1943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新华副刊》的时候，先后收到绿川用日文写的稿子，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金刚村闲记》的之一和之二。第一篇是《树》，由我翻译出来，登在1943年6月8日的《新华副刊》上。在这篇短文里，她深情地赞颂了屋后那能为人造出绿荫的大树；厌恶地讽刺了那枝杈横生住着寄生虫的矮树和随人摆布的弯曲的树。不多几笔，她自己的高洁的人格和进步的思想就已经跃然纸上。三十多年前翻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这文章里的寓意是在歌颂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贬斥那不断压制、阻碍她的，的确“住着无数的寄生虫”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加体会到她在“熏蒸得透骨的暑气”逼近，一天一天变得难以忍耐时的那一股爱憎分明的激情。据郭沫若同志的文章《在乡下》说，到1945年文化工作委员会已经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刘仁和绿川都已无法工作了。
大约就是在绿川的那两篇散文发表后不久，刘仁同志曾到化龙桥新华日报馆里来过一趟。我们一些老朋友，象对自己的同志一样热情地招待了他。他谈了皖南事变后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国民党迫害下已无法工作，他们的生活也很困难，但也没有失掉他经常保持的革命乐观。刘仁同志为了抗战和革命，也许曾在国民党机构里工作过，可是不论何时我没见过他对国民党的统治，曾存在过任何幻想。记得那次我还请他转告绿川：译文是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同志帮助下译出来的。她是能看懂新华日报并通晓中文的，请她对译文多提意见。
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刘仁同志最后一次的见面。后来我去了延安。以后一直没有再见到，而且不知道这一对中日革命夫妇的下落。直到解放后，在北京碰到一位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事，问起他们，才知道刘仁和绿川带着他们的孩子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时到了东北解放区。他们身体本来不好，再加上战争条件下对他们关怀照顾得不够周到，不幸先后病逝。我们一同深为惋惜：本来是在胜利后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国际文化交流作很多工作的一对好同志，竟然过早地离开我们而去了。实在悲痛得很，久久地悼念着他们。
绿川同志在《没有花的庄稼人》中说她多么爱中国土地上的花。正象当年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主义战士一样，绿川英子怀着国际主义的激情，到中国来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为中日人民的永远和平友好，贡献了青春。刘仁同志为着祖国也为着被蒙蔽的日军的觉醒，作了大量的工作。让我们遥向他们的墓前，献上终于红遍中国大地的五月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