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谈引用列宁语录的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谈引用列宁语录的问题
张文焕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作了许多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对于已经革命和尚未革命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是，对列宁的论述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分清哪些论述具有普遍意义，哪些是针对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讲的，只具有特殊意义。如果不加分析地用列宁的话来剪裁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革命实践，其结果必然危害革命。
从60年代起，我们的一些文章就把列宁在一定条件下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得出的结论当成普遍原理，拿来硬套我国的实际，形成一种“左”的观点：似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总的说来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越来越尖锐；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日益巩固，而是越来越不稳，资本主义复辟随时都有可能。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还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还需要继续采取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因此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林彪、“四人帮”把这种“左”的错误推向极端，制造混乱，造成十年浩劫。
现在痛定思痛，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列宁这些论述的背景和条件，就会发现，把列宁当时针对具体情况提出的观点当作普遍原理，是不正确的。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列宁确曾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剥削阶级仍然具有极大的优势，他们的作用与他们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的被推翻而凶猛十倍；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任务是坚决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是对强大的敌人进行最无情的战斗。
列宁的这些论断能不能是对各国革命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呢？
一般地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剥削阶级要反抗，无产阶级要实行专政，进行镇压。这是普遍规律。但是，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程度和形式，既取决于无产阶级发展的程度，也取决于剥削阶级反抗的程度和形式。各国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虽然同属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但革命的方式和历程却有很大不同，从而决定了革命后阶级斗争的态势极不相同。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乘当时两个帝国主义集团拚命厮杀的时候，举行城市武装起义，比较顺利地夺取了政权。但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在军事、经济和国家管理的“艺术”方面还占有优势。资产阶级没有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也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掌握住政权，因此他们联合地主富农和勾结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拚命反抗，力图恢复他们的被夺去的“天堂”。所以，夺取政权以后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激烈。
俄国革命是先夺取政权，后建立军队。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产生，而红军还没有建立起来，因而政权根基不稳，这也是剥削阶级敢于疯狂反抗的原因之一。为了尽速建立红军，不得不利用大批资产阶级军事专家，这些人成百成千地叛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派去建立红军，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对旧的机关进行改造，只得把沙皇政府留下来的几十万旧官吏请回来，让他们帮助管理国家。这些旧官吏经常怠工、破坏和捣乱，反对新制度。
在经济上，十月革命后，由于没有管理经验，缺乏管理人才，反动势力捣乱，无政府主义泛滥，生产遭到了破坏，不得不用高薪请资产阶级专家来帮助管理经济。列宁也曾经想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为此，苏维埃政权准备作出让步，只要求资本家们服从国家调度，服从国家政权。但是，资产阶级不干，它宁肯把刺刀提上议事日程，也不愿承认新制度，宁肯在战场上直接较量以决雌雄，也不愿听从一个从未有过的无产阶级政权。它自恃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力量大于无产阶级，自以为有国际资本的支持，可以打垮苏维埃政权。它决心进行残酷的斗争，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来共同反对无产阶级政权。当时，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决择是：要么灭亡，要么进行殊死的斗争。列宁说，这个问题只能用战争来解决。使俄国破坏达三年之久的国内战争是这样展开的。上述列宁的论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可见，把列宁对于当时俄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无比激烈残酷的论述，用来解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情况，已经是不恰当的，用它来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情况，就更是错误的了。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在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列宁有过这样一段名言：“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
列宁的这个论断也是就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说的。列宁这里讲的“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主要是指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具体地讲，就是要同小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小业主的投机活动进行斗争。对小资产阶级进行“不流血的”、“和平的”、“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若不采取这些措施把农民吸引过来，就不能保持政权。但是，对小资产阶级进行“流血的”、“暴力的”、“军事的”斗争，却完全是由俄国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马上颁布土地法令，宣布永远废除土地私有制。但是，由于没有实行合作化，城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猖獗。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是单干户，粮食的生产和销售基本上仍然由一家一户的农民所掌握。正是广泛的小私有者阶层构成了投机活动和自发势力的经济基础。农民中的投机者不顾工人挨饿和国家的饥荒，利用粮食投机倒把，发财致富。特别是富农，他们用自己掌握的大量粮食来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妄图迫使共产党放弃社会主义措施。在城市，小业主、小商人既不承认劳动纪律，也无视国家法令；既不服从统计，也不服从监督，只图利用人民的困难来发财。列宁说，他们想多捞一把，并且利用胜利的果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丝毫不顾及全国的利益和整个劳动者的利益。再加上，当时富农暴动遍及全国，资产阶级到处实行叛乱，帝国主义加紧进行武装干涉。在这种形势下，对小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和破坏活动，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制止，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存就受到威胁。因此列宁主张对投机倒把的小业主、小私有者采用专政手段，进行最坚决无情的斗争。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列宁认为“小私有者和小资本是我们的敌人”，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是它的风尚、习惯和经济地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8、309页）。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主张建立铁的纪律和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但是，用专政手段来对付小资产阶级，就在当时也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革命而采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列宁自己说，这种办法“看起来似乎有原则的错误，但只有这样做，社会主义才能产生”（《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8页）。
列宁针对国内战争时期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还讲过这样一些观点：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小商品生产是复活资本主义的基础，小业主在制造着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旧的一代资产者虽然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产生新的一代。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无比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四人帮”经常用列宁的这些论断来证明60至70年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复辟”。这完全是曲解事实。
首先，列宁讲的小商品生产主要是指当时俄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的分散的个体的农民经济。苏俄在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土地国有制后，个体小农户象汪洋大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象这个大海中的一些零星岛屿。粮食生产主要掌握在中农和富农手里。直到1928年全盘实现农村集体化以前，个体农民生产的粮食还占国家粮食总产量的绝大部分。在1926—1927年，在全国粮食的总产量中，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粮食只占1．7％，富农占13％，中农和贫农占85．3％。在商品粮的生产中，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只占6％，富农占20％，中农和贫农占74％。这种情况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十月革命后苏联已经成为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农已经成为农业中的‘中心人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5页）。
个体农民掌握着全国94％的商品粮，而且可以自由买卖，这必然产生出新的剥削分子。此外，直到1924年，在商品流转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只占50—60％，而其余的地盘还被商人、投机者和其他私人占领着。这就是列宁所说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土壤。
列宁说小商品生产是产生新的资产者的土壤，目的是提醒党内注意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加紧对小商品生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从而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由于种种原因，列宁的这个愿望到1928年才得以实现。这和我国迅速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引用列宁的语录，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中国城乡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完全是颠倒是非。
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总是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过时的方针政策。当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上完成了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任务后，列宁就立即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剥削阶级残余进行镇压的职能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经营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职能提到了首位。由于形势起了变化，列宁已不再说小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不再说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而是反复强调，要把农民吸引过来，“对农民采取强暴手段是无济于事的”。列宁语重心长地说，在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群众的新关系中，“只靠强力什么也做不成的”。
总之，不能从列宁的那些话中得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结论，更不能把列宁的那些话变成什么普遍原理。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四人帮”被粉碎近四周年的今天，在林彪被埋葬近九周年的今天，任何滥用列宁语录的恶劣现象，应该是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彻底铲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