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陈克寒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琐忆陈克寒同志
张文松
7月22日我自成都返京，一下飞机，就从我女儿口中得知陈克寒同志逝世的噩耗，这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一下便愣住了。次日向遗体告别，我忙赴北京医院，算是赶上最后看他一眼，一时百感交集，自不必说。
一个月以前我因病住院，克寒同志还曾扶杖上楼看我，他那时精神矍铄，面色红润，谈笑风生，虽然他坐不久，大家谈得还是很畅快。我赞他为执行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市四项建议所写的文章很好，既总结了北京市城市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建议，材料翔实，思想缜密，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他的文笔。并说一个终年躺在床上的病人，居然做了这样大量的调查研究，那就尤其难能可贵了。他自谦地笑着说，材料是别的同志供给的，文章是由他口述，别的同志为他记录的。但是一个骨折的病人，忍着病痛的折磨，孜孜不倦地工作，是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这恐怕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他最后的遗言。他在北京工作多年，对首都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充满了热爱，倘能假以时日，我相信以他那样才思敏捷，深于远虑的人，是能写出更多好建议，以备咨询的。
临行，我送克寒同志到电梯旁，劝他保重身体，不可过于劳神费思。他摇摇头，说是身体恐难复元，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那就很好了。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会面，万万意想不到从此永诀。
克寒同志多年从事文化、新闻、出版工作，他为革命文化工作是做出许多贡献的，但也因此养成一种职业习惯，勤于思索，慎于落笔，凡所为文必一再推敲，因此他写的文章逻辑周密，结构严谨，朴质无华。就是做报告，开会发言，他也要事先打好腹稿，用方格纸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写了下来。由此小事也可见他的认真。然而事物的发展却总是具有两重性的，耽于沉思的人往往思虑过甚；感触敏锐的人往往神经紧张；考虑周详的人往往迟疑不决；加之他几十年养成的深夜工作的习惯，不服用大量的安眠药便不能入睡，都使他经常处于神经衰弱的状态。而这也就成为他的一个致命伤。
初看起来，克寒同志是个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人。然而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表面的现象。他其实是个热情的人，只是他的热情不善于用之待人，而是用之于革命，用之于政治，用之于工作罢了。
1975年夏天，我和克寒同志以及一些其他同志，都被安置在一个被称为“复辟”楼的新建居民区内，相距咫尺，自然而然地来往较多。正是那种“可与人言无二三”的环境，以及此后愈来愈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增加了我们斗室谈心的机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孤独感，更重要的是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心，自然而然地使人们都各自寻觅可以信托的同志，互通消息，互吐衷言，互相慰藉，互相扶助。我往往在晚饭以后打着手电筒去寻他；他偶尔也在清晨散步时拄着双拐来看我。他那时病得厉害，坐骨碎裂所加于他身体上的痛苦，幻听、幻视所加于他神经上的折磨，终夜难眠的黑暗中的恐怖感，他都默默地忍受着，他脆弱但仍在顽强战斗。就在那时，他关门闭户，低声细语地向我倾诉了他所受到的非人的遭遇。这些自然都是历史的噩梦，不必详说了。但更多的是议论和探讨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那时看不到什么文件，听来的是所谓小道消息。使我十分惊诧的是他的记忆力十分清晰，他能够一字不移地向我复述他听来的消息，他能够对报刊上的文章精确地引用和评论。而且他还收藏着一个小本本，用端端正正的文体摘记一切他能看到的重要文件和报告。他关心政治、关心经济、关心工业、关心农业、关心文化教育、关心社会风气……几乎无所不谈，无时无刻不在动脑筋，想问题，而且不假思索，便能背诵他所能听到的一切统计数字。我们那时虽然忧心忡忡，却也没有丧失信心，彼此相约，一定要活到亲眼看到“四人帮”的倒台。
这一天果真到来了。但我们仍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时忧时喜。这之后，我发现克寒同志更急躁了，眼看着一个个同志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也跃跃欲试，虽然仍旧对他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抱着悲观的态度。他反复考虑，多次找我商量，问我要不要请求组织上给他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写了一封封的信，又一封封的搁置起来，犹豫不决，苦闷异常。我心里想，以他那时的情况，他怎么能工作呢？他立不能离拐，坐不能安椅，一天之内绝大多数时间是躺在床上，又是那样一个分裂了的脑子——一方面是思维明晰、热心政治；一方面又是疑虑多心、悲观失望，他有什么条件工作呢？我同情他，又不愿使他绝望，只好劝他实事求是地耐心等待，将养身体，有朝一日，身体和精神都复元了，再工作也不迟。
我们相晤时几乎无话不谈。但自从我工作忙了起来以后，相见的时候就少了。近一年来，我看他精神状态大有进步，常常看到他在报上发表文章了，衷心地为他高兴；他又找到了他的出路，用他的笔来进行战斗了。我想：他应该满足了吧？然而我没有料到他愈是积极工作，愈是绞尽脑汁，愈会加速损害他的健康，终至呕心沥血，猝然逝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受尽了迫害而残废了的人，又以顽强的意志抵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的人，能够说他是一个对党、对人民、对同志、对革命事业没有热情的人吗？不，他是战斗到力竭而死的，他直到最后对党、对人民赤子之心未泯，没有放弃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最后责任。
我与克寒同志相识是在50年代后期，他到北京市委工作之后，但是早在40年代初期，我们就有文字之交了。他那时在太行主持编辑新华日报的太行版。1940年初，他到冀南抗日根据地了解情况，恰好那时我用化名写了一篇反对蒋介石在河北闹磨擦的消息，他看到了，以为我是一个记者，到处找我，而我那时正好从冀南到冀鲁边区去了，未能相遇。他只好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条子给我，希望多多联系。
我写的不是悼词，而是对于故人的怀念，我所写的对克寒同志没有溢美之词，而是片片断断真实的感受。克寒同志是个忘我工作的人，他工作非常认真严肃。他也是容不得自己缺点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许多同志在十年浩劫中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凡是他说过的，他感到内疚，一再表示歉意，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光明磊落的态度。
《红楼梦》脂批有一句话：“少年色嫩不坚牢”。写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竟会有这样的联想，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不伦不类的联想。造物忌才那是宿命论，然而克寒同志却实实在在是个有才华的人。也正是由于他自尊心太强，面皮太薄，才经不起风刀霜剑严相逼。但愿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更坚强些，心怀更扩大些；但愿这样的历史悲剧和个人悲剧永远不会重演，但愿我不再提起沉重的笔去写这样的纪念文章。然而这一次却不能不写，那理由也简单，就因为克寒同志是个有些孤僻的人，深知他的同志大约是不多的，我不敢谬托知己，写来也只是一鳞半爪，聊尽对亡友的责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