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鉴赏的“正”“反”观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作品鉴赏的“正”“反”观
晓江
一、反反不全得正
有一条公式：反反得正。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但在对社会现象的评述中，却不能拿它来到处乱套。
比如说，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是属于
“反”的。然而，是否凡反对资本主义的，都姓“无”呢？那可不一定。《共产党宣言》中就专设一章，对形形色色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作了刻画。这当中，封建社会主义“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他们虽然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起劲挥舞，但他们的臀部却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巧妙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但它的目的是想恢复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制度，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至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则是典型的“小骂大帮忙”，以及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罢了。
由此可见，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反反不一定全都得正。这一现象在文艺创作中也是如此。
金圣叹在他的“第六才子书”中，就以“反”的手法，反对“王西厢”中老夫人形象。老夫人这个形象，在“董西厢”里，面目还不是很清晰的，到了“王西厢”，才将她塑造成一个封建家长的典型。这是王实甫的一大贡献。有了这一封建家长的典型形象，就有力地提高了张生、莺莺作为封建礼教叛逆者的意义，从而深化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题。对这个封建老夫人，当然是应该持“反”的态度的。可是，金圣叹是怎样反的呢？他不是责怪老夫人有封建性，而是责怪她封建性不够。他说老夫人不该住在寺院，而应另有别府，不该让莺莺去前庭、佛殿散心，而应深锁闺阁；如此，就不致“因以失事”了。显然，金圣叹是站在封建立场上“反”老夫人的，这与我们反对老夫人是南辕而北辙。
这就说明，对反面事物的反对者，不能以观其“反”的态度为满足，而要进一步察其“反”的立场和观点，这样才会有正确的评价。我以为，弄清楚这一点，对我们今天鉴赏和评价文艺作品是有益的。
举例来说，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是实现四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我们理应对它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近年来，不少作品揭露和批判了这一社会机体上的脓疮，塑造了一批反官僚主义和抵制不正之风的先进人物，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恢复和发展。这些作品得到社会上的热烈欢迎，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这类题材今后不仅应当继续写，而且要求写得更深刻。然而，是不是只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就一定“得正”，应予首肯呢？那也不一定。中篇小说《调动》，写一个青年人，在10年浩劫期间受到诬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迫害他的那位县委书记，在当地仍然独掌权柄，炙手可热。这位青年千方百计想调离这个地方。为了能找到一块调动的“跳板”，他断然遗弃了当地的一个恋人，到外地重新物色了一个姑娘作为未婚妻，借此制造了一个“照顾夫妻关系”的理由。为了能打通各个关节，他用两只土手榴弹（本地瓶酒）、一条二十响（香烟）炸翻了张秘书，又用四只洋手榴弹（外地名酒）、一只保温杯打倒了钱副局长，随后又作了“一头配种站的公牛”，为人事局长夫人留了一个娃儿。当调动的最后一关被那位县委书记卡住时，他冒充自己是一位高干的外甥，以“假诸葛吓退真司马”的办法，迫使对方同意了他的调动。无疑的，这篇作品是接触到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问题的，有些细节是真实的，讽刺也是辛辣的，但整个说来，它未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正确的思想、态度去反。它所精心塑造的主人公，是以极端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情绪看待社会，是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玩弄人生。对这样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因为他有某种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行径而给予歌颂。因为，从本质上说，他不仅不是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异己力量，相反，他的作为本身就是一种不正之风。正如封建社会主义等等，在本质上不是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而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一样。
由此说明，阅读和评价作品，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思索分析。不能简单地以“反反得正”的公式判断是非。不注意这一点，就可能将坏当好，将“鱼目”混作“珍珠”。
二、正不一定无反
当然，也有倒过头来的，将“珍珠”误作了“鱼目”。
《人到中年》遭到非议即其一例。这个优秀中篇，以其独特的艺术笔触，塑造了陆文婷这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新人典型，并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提出了关心中年人才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无论就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或社会效果来说，它都是好的。然而，有人却责难它给新社会抹黑。理由是作品中没有出现摧残中年人才的具体坏人，就会使人怀疑这是整个社会制度造成的。这种看法似乎是站在维护党与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去思索的。然而，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与简单地套用“反反得正”公式不同，这里机械地抱着一个“原则”：正就是正，正中不能有反。讲太阳，只能讲一团光明，不能讲有黑子，谁讲黑子，谁就给太阳抹黑。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正如太阳一样，通体是光明的；但同时，也还存在不少“黑点”。中年人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照顾，是当前社会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正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黑点”。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破坏，封建主义的传统，干部制度的缺陷，等等，均有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几个坏人所能造成的。如果真是那样，问题就好办了，只要把坏人揪出来，矛盾也就解决了。谌容同志从生活出发，没有这样去写，正是她的观察深刻处。它启示我们要解决这一问题，要多方面去努力，要改变我们人事、干部制度上某些不健全的环节，要正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这一现实。当然，这种“不完善”，从根本上说不属于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在社会制度上的反映，对它必须、也能够按社会主义原则加以改善和克服。但是你只有首先看到它，重视它，才能克服它，改善它。《人到中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这一真知灼见，洋溢着作者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一片炽热之情，这是在“添火”，哪里是在“抹黑”！有些同志在评论这一作品时，把“珍珠”当作了“鱼目”，是因为并没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来分析作品。他们抱着一些框框条条，似乎要维护社会主义，就不能揭露黑暗面，如果要揭露黑暗面的话，也只能揭露阶级敌人，揭露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这些都应该继续深入揭露），而不能触及我们制度上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不是正视生活，而是如高尔基所说，“被现实所吓倒而逃避到幻想中去”。要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而且它本身也在实践中不断提出新问题。文艺创作不倾听实践的呼声，不尊重实践的经验，就不能真正反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因此，我们鉴赏和评价作品，也不能机械地用“正就是正”去套。“正”决不能歪曲为“反”，这是界限；但“正”中也可能有“反”，正确地描写“正中之反”，不仅无损于“正”，而正是维护壮大“正”之必需。不准写“正中之反”，虽出自爱“正”之心，实则得害“正”之果，因为它只会束缚和戕害“正”的发展。这里，极左是容不得的。鲁迅早就指出：“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
由此我想到，目前在评价文艺作品时，十分需要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这种思考，一方面，不能自由化，乱用“反反得正”的公式，混淆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另一方面，也不能僵化，以“正就是正”的模式，把革命原则当作教条搬用；而应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生活出发，判断作品的是非美丑。而这又是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具体分析得来的，并不是简单化庸俗化的贴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