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识与艺术创新——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新花赞

胆识与艺术创新
——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潘旭澜
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刊《收获》1980年第一期），是一篇有胆识、有新意、有突破的好作品。这个中篇的惊心动魄的情节和场面，主人公的英雄品格和令人悲愤的遭遇，作品所揭示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总是萦回在我的脑际，撼动着我的心灵。
小说作者的胆力，首先表现在敢于直面历史的真实，敢于正视我们生活中曾经存在的问题和阴暗面。作者以常见的“回忆”的写法，通过1979年新任地委书记亲自为李铜钟平反，将读者带到1960年开春的李家寨大队。作品以较多的篇幅，较为细致地描绘了一场严重的饥荒。由于公社书记杨文秀的迫使，大队长张双喜虚报了产量，于是，从立春那天起，被多征购了10万斤粮食的李家寨，开始了一场春荒。每天吃清水煮萝
卜。榆树皮也剥光了。杀耕牛充饥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断粮的第7天，全大队490多人全部患了浮肿病。烈属、“三堂总管”老杠叔，在快饿死时，直要求老伴将为他做的送老衣的棉花套子让他啃啃。这种揪人心肝、催人堕泪的景象，是3年困难时期某些农村出现过的情景的艺术概括和真实写照。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还很少有象这样尖锐地描写这一时期的饥荒的作品。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敢于直面历史的真实上，而是从深广的背景上来表现这场饥荒是怎样发生的。没有疑问，李家寨饥荒的直接原因是高指标、高征购；应该对此负责的是公社书记杨文秀。但是，如果作者将这一切仅仅归结为杨文秀个人的问题，作品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深度和意义。作者没有采取这种虽然便捷但却浅薄的写法。作品第一章和第四章里，通过巧妙而又自然的穿插，叙述和描写了杨文秀到十里铺公社担任书记后的所作所为，揭示了1960年这场春荒与从1958年起大大发展起来的浮夸风的直接联系。浮夸风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又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正是在1958年，刚刚上任的杨文秀提出了一个看来很革命而实际上极为荒谬的高论——“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连门鼻、门搭勾都填进“小土群”里。他要老汉们挂着长须，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帅”字旗下地劳动，以表示赛过老黄忠和穆桂英。他在三级干部会上宣布一年“过江”，“迎接共产主义到来”。作者选择这些看来十分可笑却是十分真实的现象，来勾画杨文秀的面目，是很有表现力的。这样一个“带头书记”，必然要搞高指标、高征购。带着出名升官的个人主义欲望的杨文秀，个人思想品质固然大有问题，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和气候，他的浮夸、弄虚作假是不会迅速地发展得这么严重，表演得这么淋漓尽致的。小说以简洁、洗练的笔触，从其它一些方面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浮夸风。比如，省报经常出
“号外”报道一些叫人根本无法相信的“丰收卫星”，狂热地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反科学的口号。县委书记田振山提出的“持续跃进规划”，已经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结果，还受到地委严厉批评，以致他诚恳地反了自己的“右倾”。在极左思潮、浮夸风的恶果已十分严重，本来应该反极左的时候，可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浮夸风是那些年月的时代病。由于作者能够从较为深广的背景上来探索和反映李家寨的饥荒，所以它就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同时，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要那么尖锐地描绘李家寨的饥荒景象。因为，只有真实反映饥荒的景象，才有可能深刻地揭露浮夸风、弄虚作假的祸害，并为主人公李铜钟不寻常的行动的必要性提供合情合理的根据。
作者的胆识，表现在他以同情和赞赏的笔调去描写李铜钟未经批准，连夜借走5万斤公粮，去解救即将饿死的群众这个事件上。由于这个非常的事件，复员残废军人、大队支部书记李铜钟，成了“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并且戴着这样的大罪名死去。这个构成中篇主要情节的事件，不论是出于作者的虚构，或者是生活中某一实有事件的艺术加工，它都是真实可信的。在饥饿那样揪人心肝地折磨着全村群众，死亡威胁着几百口社员，向公社、县里一再紧急呼吁又没能得到救助的危急情况下，“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10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为祖国和人民流过血、献出过一条腿的李铜钟，他的高度的党性，他的火热的阶级感情，他的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以至他的人类良知，都使他不可能撒手不管，让“大家掂上打狗棍，自谋生路”，更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勤劳的乡亲们一个个饿死。山穷水尽已无路，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出路是动用公粮。于是，他毫不迟疑地将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甘心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去干那后来被说是“抢劫国家仓库”的事，来解救几百口群众的生命。李铜钟这种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慷慨地自我牺牲的行为，是他的思想、品质、性格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甚至必然会有的事。
作者除了敢于在特殊而又异常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集中展示人物的灵魂以外，还着意在几个节骨眼上，从各个侧面来刻划李铜钟。当杨文秀晃着“右倾帽子”来威胁他的时候，他说：“你把帽子给我。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的帽子，我戴一万年。”这镇静、坚定的回答，简直掷地作金石声，既初步刻画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又为后来他借用公粮作了准备和烘托。在靠山店粮站，他所写的“违反国法，一人承担”的借条，他打在借条上的血手印，感人至深地反映了他热爱党和人民、无私无畏的英雄品格。特别是在受审讯那一场，他见到县委书记田振山，完全不为自己辩护，而是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呼唤着：“田政委，救救农民吧！”“政委，快去……卧龙坡车站，……快，快……。”这些片断，都生动地显示了他不但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也不只关切他所在那个李家寨大队几百个群众的生存，而是满心想着人民，想着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想着人民和党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党所培养出来的当代英雄的形象，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的优秀人物的形象。塑造出这样一个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的深刻动人的英雄形象，这是这部中篇在英雄形象创造上的可喜突破。
这部中篇小说所写的人物的事件，无疑是有悲剧色彩的。但是，小说的悲剧性又是和讽刺喜剧性结合起来的。首先，整个作品的艺术构思就显示了这一点。那一场场“使人头脑发热，嗓门发痒”的喜剧的背后，都在酝酿着、制造着悲剧，催促悲剧的产生。李家寨农民的断粮，宰牛充饥，得浮肿病，李铜钟的“救救农民”的呼吁，对于那些报道“丰收卫星”的号外，形形色色的“豪言壮语”，使脚下大地都震动、沸腾的锣鼓，不消三天就创造出来的“典型经验”，接连不停的反“右倾”，是多么无情的揭露与讽刺！再如，写杨文秀叫人搞代食品时，作者在叙述、描写中，将这些骗人玩艺说成“世界上新出现的几个食物品种”，“营养学方面的重大发明”，这些说法，既符合那个时期的风尚和人物的心理状态，又是欲抑故扬、欲贬故褒的反语。“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讽刺对象愈是荒唐可笑，它所造成的祸害就愈令人悲愤。所以，讽刺喜剧性不但不破坏、削弱悲剧性，恰恰是产生了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
历史是一面镜子。小说所描绘的真实、动人的生活图景，所塑造的深刻、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于今天和明天的读者都有不可忽视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