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东北农村——土改后的东北农民生活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幸福的东北农村
——土改后的东北农民生活
本报特派记者 田流
有一个农民，早先同他的弟弟和父亲三个人都给地主作长工。虽然他们一年又一年地为地主辛勤劳动，替地主收获了成千百石的高粱、大豆和许多别的粮食，使地主家大人孩子都吃得肥肥胖胖，穿的美丽漂亮，可是他们自己却整年吃不饱肚子，四个小妹妹整天饿得哇哇地哭，五十多岁的母亲，冬天都穿不上一条棉裤，挡一挡“边外”（注一）的大风寒。现在这个农民有了自己的三垧（注二）多地，去年收粮二十一石（注三），一家六口人能吃到明年秋天。还有三头牛，三匹马，六口人六床被，已经是冬穿棉衣夏穿单，春秋都有夹衣穿的人家了。
这个农民叫孙柏发，家住黑龙江省肇源县四合屯。这个小村庄在五年前（一九四五年）日寇侵占东北期间，就和孙柏发一样穷。全村有七十二垧地，两家地主倒占去了六十八垧多；二十四头耕畜，地主占有二十头。二十六户农民只有三垧多地和四头耕畜。虽说村边有近万垧像冒着黑油似的肥沃的处女地，但“这也是地主的”，不让穷人开垦。因此，这些忠厚淳朴的农民，不是变成了地主的佃户，就是作了地主的长工。
佃户每年要将全部收获物的一半交给地主，另外农民还需从自己剩下的一半粮食中拿出二石五斗交给地主，作“大师傅费”（注四），还要替地主交纳伪满的“出荷粮”……。侥幸剩下一点点，偿还了春天种地时三分利向地主借的口粮、种籽等，落个一干二净，还算是运气好的。于是他们第二年春天又要向地主借口粮、种籽，然后再种地，再闹个两手空。佃户就这样终生被拴在地主的土地上，成了不得翻身的农奴。当长工就更苦了。现在当了村长的王振堂从十一岁就给地主放猪，十五、六岁就给地主当长工，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整整三十二年，到头来田地没赚下一亩，房屋也没有自家的一间，三个孩子穿不上衣服，老婆二十年总穿着那一件破布衫。孙柏发和他的父亲，一九四一年同时给本村丁姓地主当长工，一年到头除了需要家里人缝补破衣裳的时候，没敢入过自家门。可是年终一算账，地主说他们旷工太多，把孙柏发十二石工资都扣光，又在他父亲工资中扣了十石“出荷粮”。这样，一年辛辛苦苦挣来的三十石粮，无缘无故被扣去了二十二石！地主还不算完，又逼着他偿还头年借的五斗米，连本带利算成六石。那时节不少地主一手拉住官厅，一手勾着胡子（土匪），稍有冒犯，不是叫你出粮、“俸仕”（当壮丁），就会有杀身的灾难。父子俩只有抱头痛哭。不偿还吧，——那又怎么敢？偿还吧——一家八口就熬不过酷寒的冬天。只好苦苦哀求，说“明年再给你佬作工……”。给地主作工的人，一入地主大门，就再也不用想脱身了，年年作工，年年负债，永远成了地主的牛马。当时农民用“作长工，不用本，越作越枷紧。”一语，形容这不得解脱的雇农命运。村长王振堂说：“要不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来啊，作梦也没想到有今天！”
今天四合屯村农民的生活怎样了呢？
孙柏发家不用再说了，小日子是过得那么美。看另一家雇农王景春家吧，一家七口，原先像孙柏发一样，穷的啥也没有；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分到了两垧多地，一匹马，二年来积极生产又开荒，已种上四垧地，有了四匹马，两头牛。贫农于长江已经有三匹马，两头牛。给地主扛了三十二年活的王振堂，现在有了三垧多地，四匹马，九头牛，一九四八年收获的粮食吃到今年六月还没完。现在这个三十二户（解放后迁走一户，移来五户）一百七十七口人的小村庄有五十七匹马，三十头牛，比一九四七年土改时的二十四头增加两倍半以上。一九四八年全村产粮四百七十石，比一九四七年的一百七十九石增加一倍半以上，比伪满三百石的最高年产量还提高了百分之六十，去年又创造了五百一十石的新纪录。过年这些粮食都要被地主夺去，而今天都是农民自己的了。如今全村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余粮，至少也过着足衣足食的生活。全村只有三户还没有马。一户是原来的地主，土改时虽和农民分得了同样的一份地，但头二年他仍不好好劳动，所以生活上升得慢。另两户是搬到本村还不到半年的移民。
一九四五年东北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于一九四七年实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随即又领导翻身农民组织换工互助，积极生产。王振堂、于长江等土改中的积极分子，首先响应党的号召，组织换工组，努力生产，又成了生产模范。秋天他们一部分人收获，一部分人打柴闹副业生产。到了冬天，全村光打柴就获利三千八百万元，用这笔钱买了两辆大车，三匹马，十五石粮食，五千斤白菜，每个参加换工组的人还分了十五万块钱。群众了解了换工组的好处，第二年参加的就更多了。夏天，王振堂、于长江等十多名觉悟的贫、雇农，又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从此群众同党的联系更密切了，党对群众的领导更加强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换工互助也组织得更好了。现在全村二十九个男劳动力分别组织在三个换工组里。人力、畜力都按劳动力定成“分”，将来按工记分，按分齐工。全村的妇女、儿童也像他们的丈夫、父亲一样，热烈地参加了创造美好生活的紧张劳动。二十九个青、壮年妇女组织在一起，除了参加锄田、拔草等工作外，她们还打柴、检蘑菇、割乌拉草等。去年每个妇女分得六、七斗粮食，和一百五十万块钱。妇女们差不多每人都买了两、三套自己喜爱的新衣裳，更有不少的妇女将自己劳动所得的钱、粮食等补助家庭生产。妇联主任张淑珍（党员）和她的兄弟媳妇用自己生产的钱合买了一头大母牛；王振堂的妻子和她的大儿子（十七岁）也合买了一头，更增加了全家的生产力量。
由于四合屯村男男女女都努力生产、积极劳动，人手多了，土地耕作得也比过去细致了。因此，土地收获量年年增加：一九四七年每垧产粮一千二百六十斤，去年已达二千四百斤，提高将及一倍，已超过伪满时代每垧产粮二千一百斤的最高标准。由于该村换工互助组织得好，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有了富裕的劳动力，他们便积极开荒，耕地面积也就年年增加起来。一九四八年开荒十五垧，去年十九垧，今年计划开六十七垧。后来又因为东北人民政府贷给了该村两套（每套十三台）苏联马拉农具，生产效率更高了，实际开荒一百一十四垧，几乎超过原计划一倍。今年该村最少能收粮九百石，等于伪满最高三百石产量的三倍，全村一百七十七口人，每人平均五石多。
庄稼人靠粮食。粮食收的多，一切都好起来了。
原先这个小村庄是个“瞎子村”，简直没有识字的。现在这个村庄已有自己的学校了。村中那所最高大最漂亮的房子便是学校的教室。“再不能让孩子们也当瞎子了！”从封建的土地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从辛勤劳动中富裕起来了的农民，去年春天集资兴建起这所宽大明亮的教室，并购置了全部桌凳。于是这“瞎子村”第一次看见了光明，破天荒地有了自己的学校。六岁以上的儿童都入学了，连十七、八岁的姑娘也入校学习，同六、七岁的孩子在一个年级，念同样的书。仅仅一百七十七口人的小村庄，竟有四十七个儿童入学读书。如果加上识字班近六十个成年“学生”（有五十二岁的老头子和四十多岁的老太太），全村一半以上的人都入学读书了。教室布置得很漂亮，有孩子们说的“最爱我们的”毛主席巨像，有五彩的图画，也有孩子们自己的墙报和“挑战栏”。孩子们就在这里过着他们快乐的学习生活。在毛主席挂像的旁边，有一幅题名“谁学习得好，谁先见毛主席”的画上，一个手执红旗的孩子，正在朝向毛主席的那条大路上迅速前进。二年级学生马希荣在“挑战栏”里发表了他的挑战书，上面写道：“我和谢有琴挑战——因为爱笑挑战。我上课爱笑，你也是。不好。这星期我准改，请你应战！”（标点是我加的）生活在欢笑的时代，上课时他们也欢笑起来了。一年级小同学刘贞琴画了一幅画贴在墙报上，画的是一只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大概是她觉得鸡生得这样更美丽吧，她用红蓝铅笔把母鸡的羽毛画成了像自己穿的花条衣裳，小鸡红得像一团火。
三十二年的老雇农、如今的村长王振堂最喜欢他的十一岁的小儿子。每逢吃饭，老王端起满碗金黄的苞米粥和梅花似的高粱米饭，总想起过去自己受苦的日子，他便不由自主地拍拍孩子的头：“你这一代有福了！”孩子不服气：“你这一代没福？”但王振堂仍然坚持着：“反正孩子们比咱们更幸福！”
一九五○年六月末于哈尔滨
（注一）“边外”是肇源一带群众对松花江以北北满地区的称呼。
（注二）“垧”是北满计算土地面积的一种单位，面积是一万平方公尺，即通用的“公顷”，约合关内二百四十方步的亩十五亩。
（注三）“石”——每石五百市斤。
（注四）过去大部佃户都在地主家吃饭，东北称“耪里青”，每年佃户须交二石五斗口粮费，有的地方叫“大师傅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