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自德国的“老八路”——读王安娜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国际书窗

一位来自德国的“老八路”
——读王安娜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胡思升
一位德国妇女，金发碧眼，又是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跨越了地理、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界限，整整20个年头，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激流中。这种异乎寻常的经历，孕育出一本珍贵的回忆录——一本从外国人的心理和目光观察中国社会和革命进程的目击记。这是同时代的中国作者的类似回忆录所难以替代的。
王安娜（德国名字是安娜利泽）怀着深挚的感情在前言中写道：“我（在中国）所体验的历史，与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关系太密切了。”确实，这本书，以其生动、具体的事实告诉人们，之所以“密切”，不仅仅是因为她曾与一位留学德国的中国革命者结为生活的伴侣，更主要的，是她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不顾个人安危，抛弃了当时西方不少人所抱有的偏见，为我们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精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一位可算作1937年参加中国革命、被周总理赞誉为“八路军的一员”的王安娜的回忆录确实记下了不少难得的珍贵的革命史料。
中国革命在世界史上具有的伟大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世界革命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同时，它本身也是国际主义的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许多国际主义战士，以自己的斗争甚至生命，参加了这气壮山河的伟大合奏。可以说，其中也有王安娜拨响的音符。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位来自德国的“老八路”，接二连三地接受党的委托，在周恩来同志指挥下，在中国大地尚未破晓的昏暗岁月里，去完成种种艰巨任务。1938年底，日寇的铁蹄践踏到长江中游，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筹集了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设备和X光透视机，准备运往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此，在桂林，安娜毅然接受周总理的重托，只身去香港、上海，通过印度支那，经历万水千山，组织并完成了这一难度很高的征程。1939年年中，周总理任命她为八路军少校，让她和4名八路军战士乘卡车往返翻越过盘旋起伏、随时都有可能坠入深渊的川黔公路，把一批军需品运到目的地。道路之险峻，夜宿路店时跳蚤和老鼠的袭扰，以及日机的轰炸，都不能稍减安娜与中国人民甘苦与共的感情。这是因为，她目睹了旧中国的无权与腐朽，贫穷与黑暗；但同时，她从延安的窑洞中，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新生。是的，中国从一种社会形态跨入另一种社会形态，经历了难以言状的曲折、磨难的痛苦，这是我们应该永远记取的。王安娜的回忆录，正好给了我们从又一角度回首往事的机会。
确实，作者在中国革命的激流中，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加者。她曾潜入敌占区，偷越日军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她在五台山会见解放区的军民，同聂荣臻将军和白求恩大夫畅谈。她喝过小米粥，啃过玉米饼，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在狭窄的山路上“偷偷地紧握着走在前面的骡子的尾巴”，连续20小时急行军。在西安古城，安娜曾结识张学良和杨虎城。她同宋庆龄有过频繁的接触。她同重病中的鲁迅在上海探讨过《阿Q正传》、《祝福》的深刻意义。她同“救国会”七君子有颇深的交情。特别是在延水之滨，安娜同毛泽东同志有过多次长谈。她同周恩来、朱德、邓颖超、康克清、李立三、廖承志等同志的交往的叙述，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王安娜于1955年离开中国回德国定居。但是对于她，在中国的20年，始终历历在目，“恐怕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都不会忘却”。正因为如此，1964年，她的回忆录问世了，并于1973年再版，而且被译成法文和日文，受到各国读者的称赞。在作者离开中国的25年中，她为增进中德人民的友谊积极工作，作出了出色的成绩。不久前她被选为德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我们相信，她将会为发展中德友谊作出新的贡献。是的，这期间，中国也经历了难以言喻的历程。1979年，安娜重游旧地，感触万端。她寄希望于中国的青年和未来，希望中国老革命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深刻表现的那种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在当今的建设时期里再现。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位真挚战友的深情，也是这本回忆录值得一读的可贵之处。（附图片）
王安娜与邓颖超、康克清同志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