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通讯社工作中的两个问题——新华通讯社给各总分社、分社同志的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新闻工作

　　目前通讯社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新华通讯社给各总分社、分社同志的信各总分社、分社社长和工作同志们：
在新华社工作中，至今存在着两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报道的全国观点问题以及分社的活动方法和组织形式问题。由于这两个问题没有真正彻底地解决，便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使稿件的质量在长时期内不能迅速地足够地提高。在新华社统一以后，上述两个问题就更加迫切地需要得到解决，而且也确实已经具备了更进一步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条件。
第一个问题是报道的全国观点问题。这就是要求各地的新闻报道，无论在内容方面和写作形式方面，都要做到适应全国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需要，满足全国范围读者的要求，能够教育全国的工作干部和广大读者，对全国的革命和建设能起推动和指导作用。也就是要求各地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不是仅仅计算今天发出了多少字数，而是首先要考虑到总社是否能够采用；不仅要求得总社能够广播，而且要考虑到全国有那几个地方的报纸能够刊登；不仅要使各地报纸能够刊登，而且要估计到发表出来以后，对于读者群众和工作干部能发生一些什么影响和作用。这些是对于一个国家通讯社的记者（分社实际上是记者组）的起码要求和基本要求。
从我们的新闻报道工作来看，虽然某些总分社、分社已经开始能够供给一部分有内容、有分量的新闻，对于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工作起了一定作用；但大部分的新闻报道，却还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这种要求。各地发来的稿件，总社的采用率，一般仍然只有三分之一（和一九四九年年初一样），有三分之二只能作为参考资料。而就是总社已广播的稿件，各地报纸大体上也只能采用二分之一左右。可见从总社到分社，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是很大的。而更重要的是：虽然新华社的组织遍布全中国，但全国各地的人民生活和政府工作的全般情况却缺乏系统的反映介绍，许多群众中的创造和实际工作中的成熟的经验也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广大读者真正希望知道的事情，有许多我们没有能生动地介绍出来。由于各地区革命和建设工作发展的进度不同，系统地概括地报道某一地方的工作情形和经验，介绍某些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对于另外一些地方的人民和工作，往往能起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有时对全般时局都能发生相当深刻的影响。例如，正当全国尤其是南方新解放区工商业界遭遇困难的时候，刘少奇副主席在五一讲演中介绍了东北的若干重要情况，对于提高全国人民克服困难的信心发生了很良好的效果。可是，恰正在这方面，我们的报道工作存在着很大弱点。
我们的工作中所以存在这样的缺陷，首先是由于总社过去一年多以来对于分社在报道问题的指导上比较地薄弱，没有经常地及时地把总社的宣传意向告诉总分社、分社，给总分社、分社多出些报道题目，并指导总分社、分社采访和写作的方法。而另一方面，总分社、分社由于所处工作环境和工作范围的局限性，又未经常主动地研究总社的电讯和本身的工作，因此对于新闻报道如何适应全国需要这一根本问题，在观念上常常很不明确。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总社曾经发过不少指示，提过不少意见，但日子久了，就被渐渐地忘却，思想上又模糊起来。这种情形，越到下级组织就越是严重，而它们却是本社新闻的基本来源之一。如果分社和记者缺乏全局观点，那么，我们的新闻报道就将难于克服零碎片断和软弱无力的弱点，难于有系统地供给对全国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富有指导意义的新闻。
分社和记者组，都是新华社的派出组织，是我们的外勤记者。他们在各地进行采访活动，所报道的自然是一个地方的人民生活和工作情况，因此，必须深入当地群众和地方实际工作中去。他们的活动越是深入，了解地方人民生活和工作情况越是深刻和全面，掌握的材料越是充分和具体，就越能写出有系统的或典型性的出色的报道，对于全国的宣传教育作用也就可能更大。曾有若干分社和记者，由于对于当地当时的群众活动和实际工作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而又能适应全国读者的需要，因此，写出的新闻报道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果以为进行全国性的报道，就可以不深入地方实际，可以不到当地人民群众和实际工作中去采访，可以不调查，不研究，可以粗枝大叶，夸夸其谈，那是极大的错误。这是必须在思想上明确起来的。另一方面，现在存在着的一种主要偏向，是许多分社的记者，仅仅考虑到与地方实际结合，而忽视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必须适应全国的需要。他们对于作为新华社的分社和记者的工作任务和活动方法缺乏研究，以为是与地方报纸一模一样的。他们不了解：新华社的任务是向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进行宣传，在全国范围交流革命工作状况和经验，借以推动全国各地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新华社的分社和记者，在一个地方活动，调查和研究当地人民生活和工作情况，写成新闻报道，对于当地工作虽然也会起一定作用；但这是次要的，其基本目的仍是在把它们介绍到全中国去，向全国各地的人民进行宣传，使其他地方的工作人员了解有关的情况，得到有益的借鉴。至于向当地人民进行宣传和推动当地工作，那是当地地方报纸的任务。正因为他们对于这一重大的区别认识得不够清楚，甚至误解与地方实际结合这一要求，以为要采取与地方报一样的结合方法，所以往往把地方报在地方范围内的报道内容和采访写作方法全套机械地搬用过来，而不问这样搬用的结果，报道出去的新闻，全国各地报纸能否采用。例如，曾经有某一个分社，它把记者分散地派遣在几个工厂里，一点一滴地搜集许多零星材料，有一件事报道一件，但对当地的全般工作情况却缺乏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至于总社在广播些什么东西，一个时期的时局动向如何，更属若明若暗。这样做工作是辛苦的，但效果并不好，因此，工作同志也就很苦闷。这个例子说明，新华社的分社和记者，一定要弄清自己的新闻报道是向谁宣传，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它和当地地方报纸有什么不同，应该采取一些什么不同的工作方法来完成任务。这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树立面向全国来进行报道的观点。
明确地树立报道必须面向全国的观点，并保证自己不至于因为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得不到总社的指示，而在观念上模糊起来，就应经常注意下列三件事情：（一）要经常地研究总社广播的全部新闻电讯（也可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特别是仔细地研究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重要社论，掌握时局动向，了解各地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发展情形和问题，熟悉全国范围内一般人民群众的政治情绪和要求；同时，又深入当地的人民群众和实际工作中进行采访，尽可能求得了解当地全般情况。这样，把自己所掌握的地方材料和所了解的全国情况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究竟一个时期有些什么材料可以和需要报道出去，以满足全国各地读者的要求，推动全国时局，并帮助其他地方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二）要经常地估量一般读者的政治水平和理解能力，在介绍某一工作情况和经验时，务必做到使一般读者能够了解和接受。比如，在报道老区的工作时，就应设法使新区的读者能够懂得；在报道工厂的生产时，就应做到使没有过过工厂生活的群众也发生兴趣……。这就往往需要简单地分析一下某一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增加若干必要的说明，来帮助读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新闻报道的效果就将大大降低，有时甚至还会发生反作用。（三）要经常地考虑到总社新闻广播的容量及各报采用本社稿件的能力，从而调节自己发稿的数目，并不断地提高稿件的质量。
第二个问题是分社的活动方法和组织形式问题。分社的任务是报道新闻。这种报道是全国性的，因此，需要较高级的成品。它不能如报纸那样直接依靠广大的通讯员，也不能完全依赖地方报纸和机关团体的现成材料。地方报纸和机关团体的现成材料，是我们新闻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有些材料比较成熟，但大部分对于新华社的需要来说还需经过加工改造的过程，如补充背景材料和其他必要的解释，略去仅有地方兴趣的细节，整理研究，改写成为富于概括性、富于普遍兴趣、便于向全国宣传的东西，才能成为向全国报道的好的新闻。所有这些，包括搜集地方报纸和机关团体的现成材料在内，都是新闻记者的工作。所以，无论从新华社的工作性质和任务以及客观的工作条件来看，分社都应该以记者活动为主要的工作方式。新华社的各地分社实际上都是记者组，主要负责人也即主要记者。
所以，新华社的各级组织，机构越简单越好，一般地应该很少层次或没有层次；很少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在实行薪金制以后，更可把行政事务工作减到极小限度。各级组织的干部配备，除了总分社需要个别的编辑人员和资料人员和必须印发总社电讯稿的分社要有若干服务、译电和缮写人员以外，一般分社应该都只有记者，而无其他非记者的工作人员。采访、资料、编辑，这三件工作可以合一进行，一个记者分担一定项目的任务，自己采访，自己搜集和整理资料，自己编写。就是总分社，也应把尽可能多的力量抽出来进行外勤的采访活动，并实行编辑、采访、资料三项工作合一的制度。分社的主要负责人，是本社派驻一地的记者中的骨干。他的主要任务是写出一些重要的和模范的新闻（包括内容复杂和有迫切时间性的新闻），同时指导和帮助其他记者的工作。有些城市的分社和记者组，只要两三个或四五个工作人员就够了，那样，分社社长或记者组长便是一个特派记者，其他人员则是这个记者的合作者和助手。总分社的社长或编辑主任，也应亲自动手采写，保证一个月写出两三篇好的新闻。采取这种方式活动，把全部或大部人力，首先是负主要责任的熟练劳动力，集中到采访写作的业务方面来，我们的工作效率一定可以大大提高，并有希望更多生产出一些优秀的成熟的新闻作品。
但过去我们是很少这样做的。一般总分社、分社都是机构庞大，层次重叠，人员众多，工作手续繁琐。往往一个总分社或分社要分设许多部门；社长之下有四五级之多；一篇稿件要经过四五道或七八道手续才能发出；而行政人员和业务干部的比率一般都达到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社长、总编辑、编辑主任等等，忙于日常的行政事务工作，如审核财政预决算，处理人事问题，一道又一道地修改记者、编辑的稿件，而自己则没有或很少亲自动手写稿。那些社长、总编辑、编辑主任，原本都是老记者、老编辑，他们是比较地具有采访写作的能力和经验的；而现在在做采访写作的记者和编辑却多数都是新干部，他们只要努力学习并得到上级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好记者、好编辑的，但目前一般地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还是比较低的。这样，便存在着一种很不合理的现象，即：作为新华社主要业务或唯一业务的新闻报道工作，主要地是依赖那些不熟练的新干部在作，而且因为机构庞大、层次重叠，很不容易取得主要负责人在业务上的直接指导和帮助，因而进步比较缓慢；而那些在业务上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干部，却实际上已经脱离新闻业务，成为行政事务头子。这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毛病。我们曾经检查了若干分社，发现有些社长并不到社办公；有些编辑主任忙于盖章和谈话，四五个月只写过两三篇新闻；有些主要人员在发生关系重大的而又难于采访的新闻时，并不亲自出马，只派一个不熟练的记者去应付，却埋怨社内干部质量太弱。可以确定地说：采取这样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我们的新闻报道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干部也很难迅速地提高。因此必须来一个坚决的转变。
自然，形成上面所说的不合理现象，是有它的原因的。过去总分社、分社的任务比较复杂，除了向总社供给新闻外，还担负许多地方任务；组织上与地方报纸合在一起，兼任报纸的采访通讯部门；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交通不便，生活和器材的供给又必需自行办理；那样不能不有一个较大的摊子，主要负责人员也不能不分出许多精力去照顾行政事务，否则业务便无法保证。这是客观原因。而在主观方面，总社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虽然已经发现必须改变各级组织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但却没有进行系统的说明，使大家在思想上有所酝酿和准备，以便及时地求得解决。现在，一切客观条件都已成熟，总分社、分社都已进入城市，有些地方已经实行薪金制，新闻总署作出了新华社工作统一的决定，各级组织的工作任务已比较地单纯，实在再无理由不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了。如果这时再不改变，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受到损失，而且往后的困难还会增多。
但在要求贯彻上述改变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方针时，却遇到了一些阻碍，这主要的是某些总分社、分社负责人员的“摆摊子”思想。他们因为长期地习惯于过去在农村环境中“摆摊子”的工作方法，而对于新的工作方法又缺乏经验，总认为没有一个像样的摊子不好办事。其中有些负责人员因为过去长时期地脱离新闻报道的业务，很久没有执笔写新闻，只善于指挥号令别人工作，今天一旦要他成为名符其实的新闻记者，便有些胆怯，害怕自己做不好。也有些负责人员则存在一种极端错误的名誉地位观念，认为要他们当记者是降低了他们的身份，有失他们的体面。这几种思想在某些场合常常结合在一起。事实已经证明，不是没有摊子或摊子小了不好工作，而正是因为摆摊子和摊子大了，分散了干部的力量，尤其是把许多主要负责干部的力量消耗于日常行政事务以及一层又一层的改稿工作上面，所以我们的工作才不能作得更好。许多地方都叫喊干部弱，有的还提出了“以量胜质”的口号。试问，老的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都没有或很少动手写稿，而只依赖那些新的能力和经验较差的干部去作真正的新闻报道工作，干部为什么不弱呢？如果我们把摊子取消或缩小，把社长、总编辑、编辑主任、科长、组长都集中使用到采访写作战线上去，力量不是立刻就增强了么？当然，一下子缩小摊子，改变工作方法，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我们估计所有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至于那种认为当记者不名誉或害怕亲自写稿的思想，更是十分有害的，倒真正会妨害那些同志的前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革命成功以后的建设时期，各行各业的工作干部都必须向专家方向发展，精通自己的业务，才能对国家和人民作应有的贡献，而个人也才有良好的前途，任何空头“政治家”是绝对吃不开的。新闻工作的基本业务是采访和写作，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是大批优秀的既有政治思想又有写作能力的专门性的记者，而不是过多的新闻行政管理人员。一个有才干的记者，他对社会的贡献可以比社长、总编辑为大，也就理应受到国家更大的重视和尊敬，正如苏联的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记者，比一般的厂长、经理更受重视和尊敬一样。而且，将来真正要充当一个好社长或好总编辑，首要条件也是必须在政治观察能力上、写作能力上比较强，善于写作新闻文稿。如果高高在上，不参加实际的新闻业务，以致逐渐丧失写作能力，那是很可惜和很危险的。我们那些由记者编辑出身的社长、总编辑、编辑主任等等，过去在写作上都有些基础，今天及时“下海”，重新锻炼，犹不为晚，千万不要错过时机。
总之，各地总分社、分社必须缩小摊子，减少层次，把人力集中使用到采访写作工作中去，采取记者活动的方法进行工作，使之真正成为新闻报道的组织，起着新华社记者的作用。
新华通讯社总社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