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自荐均遭冷遇 [复制链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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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自荐均遭冷遇
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才能。不过我可以自豪地说，自从1956年在山东大学外文系毕业以后，这二十多年来，风风雨雨，我却一直坚持自学。现在我已可以不用字典看懂俄文的文学作品，借助字典阅读英文的文学作品。英、俄文的文学作品均能笔译，速度为每小时400—600字。我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每月翻译3万至6万字。
我这一点本事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我目前担任的公共外语的教学任务的确只用了我积累的知识的十分之二三，我的精力的十分之二三。我不要求调动工作，不图名、不为利，愿意利用业余时间搞点翻译工作，为国家多作点贡献。可是，三次毛遂自荐，均遭冷遇，的确有“报国无门”之叹。
第一次毛遂自荐是向母校山东大学外文系。那时，我的一个同班老同学在那儿当系副主任，这也可以说是个后门吧，我把自己的愿望对他说了，当时外文系正准备出一份杂志《俄苏文学》。他们给了我一本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让我翻译其中的三章，我很快译完了；他们又加给我三章，共约7万多字，我用了4个星期完成任务。他们赞我“干劲冲天”，“有紧迫感”，“工作效率高”。我意犹未尽，抽暇去了一趟济南，向他们面求任务。他们给了我10本苏联的《电影艺术》，其中有10个电影剧本，要我很快地浏览一遍，写个梗概，寄给他们，一起商量一下翻译哪个好，决定后由我执笔。这个任务我也很快地完成了。在我的建议下，我们决定翻译《奇怪的女人》。因时间紧迫，由我与另一同志合译。当时我干得很起劲，觉得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精力得到充分的利用。虽然我每天都紧张地工作到晚上十二点，却觉得其乐无穷。可惜好景不常。刊物只出了第一期就流产了。他们的杂志不出了，自然没有翻译任务可给我。在此期间，我曾多次写信向他们借几本旧外文杂志看看，他们不借。最后回了一封信说，他们有个规定：这样的杂志，一概不外借。后来我的老同学调离山大，至此我的第一次自荐告终。
这样的工作，毫无报酬不说，我还赔上稿纸与邮资，结果不用了，就一脚踢开，连借本杂志看看都不行。这还是有后门的。没有后门，遭遇就更差了。
我总不相信，我不图名，不为利，一心想为党多做点工作会没人要。这时，我得知苏联文学研究会成立。我想这个协会是管全国的苏联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又毛遂自荐，给叶水夫同志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情况同他谈了，自告奋勇愿意利用业余时间，不要报酬地为他们工作。过了两个月，没有回信。我又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自己翻译的托尔斯泰的一个剧本，作为资格证明；等了两个月，还是没有回信。我又写了第三封信，请给我一个答复。过了半个月，答复来了，说：一、协会无专职干部，只作一些交流情况的工作，别的事不管。二、外国文学研究所是研究机关，不管翻译。三、现在俄文文学翻译人才过剩，想翻译出版怕很困难。
我不怪水夫同志。他对我一无所知，再说培养、组织全国的翻译人才不是他份内的工作。也许他的一些搞苏联文学翻译工作的老朋友都赋闲在家，哪还顾得上我。他这样的回信自然是情理内的事。不过我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哪有人才过剩之事？我们的报纸不是天天嚷要培养人才，发现人才吗？不是提倡毛遂自荐吗？好吧，我就向《人民日报》毛遂自荐。
为了使这次自荐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花了两个星期时间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文学翻译工作也应注意社会效果》，把我对当前翻译的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的意见叙述一番。随文附上一封长长的信，把我的情况详细地谈了谈，毛遂自荐，请给我一个为国报效的机会。那是今年4月底的事。5月30日，我的稿子退回来了。附上一张铅印的退稿通知。对信的事只字不提，大概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看了《光明日报》登的《戴维与法拉第》后感触很深。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举世闻名的科学权威戴维会给地位低下的订书工法拉第写回信，还约他面谈，并为他创造了发挥他才能的环境。而在现今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是这样冷漠。
我不知吴滤是崇尚清谈的一介书生，还是爱国忧民的热心人士。不过我的座右铭是惠特曼的诗句：“尽管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我头破血流，但还往前走。”所以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试试。
我并不要求有刊登、出版的机会，我只希望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有用的工作（不要报酬）。如什么研究机关需要对一些目前尚无出版价值的小说写一个详细的梗概，或为了研究和评论而需要翻译什么短篇和中篇小说，或是哪个大学准备出版苏联文学方面的杂志，分点给我翻译。
山东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
外文教研组 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