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质”与“写光明”不能划等号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写本质”与“写光明”不能划等号
丹晨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文艺创作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坚持了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原则，表现了人民的心声，重新建立了与人民群众精神上的血肉联系。这与整个社会反对极左思潮、反对“假、大、空”的恶劣作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是紧密相联的。文艺坚持真实性，就要求作家睁开眼睛，正视现实。无论是生活中美丽的，还是丑恶的，作家都要忠实地、爱憎分明地给予艺术的反映。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文艺要不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
今年出版的《时代的报告》杂志上向读者推荐了一篇《头脑是很清醒的》文章，编者认为文章的作者就是“今天发展文艺评论的真正希望之所在”。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如下一段话：
你说的那个时期（指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社会，和这个时期（指打倒“四人帮”后）的社会没有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没有变，人们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标准也没有变，由那个时期的社会负责和这个时期的社会负责是一码事。如果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那几年达到了他们可以主宰整个社会的程度，那个时期的社会是他们的社会，那就把他们看得太高了。他们只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本质。意思说得很明白：如果哪个文艺作品揭露批判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罪恶，那就是只写现象，不写本质，“就记错了账，把社会现象的账记到社会本质上去了”。这本刊物的评论员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进而说，“其斗争的矛头却是真正地指向了今天我国整个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这样的论述意味着什么呢？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制造了10年“大灾难”，把我们的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一个铁的历史结论错了吗？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法西斯专政，和今天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混为一谈，看成是没有“界线”的“一码事”，这符合事实吗？这样，三年多来大规模的拨乱反正，一系列重大的深刻的变革又还有什么必要呢？
我不想在这里对这些论点从政治上作更多的分析。需要讨论的是，这位编者和文章作者似乎都没有把现象、本质这些概念的基本内容和相互关系搞清楚，于是对文艺的真实性作了上述这种混乱的错误的解释和判断。
任何事物、过程都包含有现象和本质两个不同方面。本质表现的是事物的特性、内在的规律性；现象是事物和过程的外部表现形式。事物的本质是寓含在现象之中，依靠现象这个外部表现形式为人们去认识的，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现象和本质混为一谈，认为文艺只须停留在对现象的表面的罗列，不必去进一步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是不对的；但是把现象和本质割裂开来，看成各不相干、互不联系的东西，把本质看成可以离开现象而存在，文艺似乎可以不问社会真实面貌如何就可直接写出抽象的神秘的“本质”，结果必然成为主观的概念的演绎。这个刊物的编者和该文作者的观点正是属于后一类的。所以他们竟然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这样一个对社会发生巨大破坏和深重灾难的事物过程，看成不反映任何社会本质的“特殊的社会现象”。这又是一种多么离奇而令人费解的理论啊！
社会生活是繁复的。因此各种社会现象包含着各自不同的特殊的本质内容，决不是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本质。当然，人们在认识了许多不同社会现象的特殊的本质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概括、提高、认识其共同的本质。但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着重点还是在于把握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同时，社会生活总是处在发展变化、曲折起伏的运动过程中，本质也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有些同志从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的概念出发，把我们的社会看成是绝对的光明、绝对的美好，我们社会的本质就是光明。于是，就不敢正视，也无法正确解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与我们社会的关系。无可否认，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是我们社会的产物，它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曲折过程，当他们篡夺了相当一部分权力，镇压全国人民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们确曾处在统治地位，成了某个时期的主流。我们除了从中国的大地上，从我们社会的自身去寻找本质的、内在的、必然原因，难道还能从另一个什么世界去寻找吗？对于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生活进程中发生过如此深刻重大影响的事件，与亿万人民的命运、整个民族、国家的前途生死攸关的事件，文艺作品为什么不应该通过艺术形象去反映、揭露、批判呢？作家为什么不能够表示自己强烈的义愤和正当的爱憎呢？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同样，文艺也将成为不必要的了。但又正因为现象与本质经常并不直接相符合，所以才使文艺描写复杂生活有了广阔的天地。当前，我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正在进行一系列的重大的改革，这说明我们社会制度的某些具体环节并不都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在实践中证明并不都是美好的，相反有的是有严重缺陷的。这正是现实与本质并不完全相适合的表现。进行改革，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日渐得到完善和巩固。文艺创作反映这些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或正在进行的，或将发生变化的各种繁复的现象，进一步揭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本质（包括某些缺陷、阴暗面、落后面），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反映得准确不准确，深刻不深刻是另一回事，是可以讨论批评的。但因此就指责什么“斗争的矛头却是真正地指向了今天我国整个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未免有点耸人听闻，这又怎么谈得到正视现实呢？
然而，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把反映了某些丑恶的、不愉快的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指责为没有反映社会本质而加以否定，50年代就有过，林彪、“四人帮”时期更是泛滥过，打倒“四人帮”以后，仍然有过。近来对于某些描写了阴暗面、落后面的剧作、小说指责为不真实，其依据仍然是在重复我们社会的本质即光明的理论。在这里，重温一下列宁的论述对我们会有所启示的。列宁曾经赞誉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因为在他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说“某些本质的方面”，正好说明本质并非只有一个。托尔斯泰并不了解工人运动和俄国的革命，他只是“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但正是这种矛盾思想，成了“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成为“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可见托尔斯泰主要的不是正面反映了革命运动如何汹涌澎湃，工人农民如何英勇斗争，如何打击动摇了沙俄统治，而是反映了革命运动的缺陷和弱点，因为革命的某些本质也不一定都是光明和美好的。而列宁的这些论述，在我们有的同志看来，岂不要说，这算什么镜子？这是哈哈镜！
问题很清楚，文艺真实性问题在我们这里经常引起争论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及其本质特征，而是因为没有写光明。不能否认，确有一些以写伤痕、写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罪行、写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为名，但却是生编硬造、荒诞离奇、趣味低级的作品。如果对于这样一些作品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当然是应该的。但问题发生在另一类作品身上，即所描写的阴暗的、落后的社会形象是客观存在而被相当多数群众证明是真实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反复出现的。这些作品在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程度不等的缺点，但与历来作家、艺术家所要求的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描写的观点却是一致的。这样的作品被指责为不真实，当然不能使人信服。我们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不厌事实，而厌写出”（鲁迅语）的古怪而不公正的看法。他们不敢正视生活中的丑恶事实，不去设法铲除这些污染我们生活的垃圾，不去批评这种罪恶的制造者，却一味责备揭露这些生活形象的作品。明明这些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我们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总因没有写出所谓“本质”即光明而被否定。这说明，即使今天，无论是写光明、还是写黑暗，或是表现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文艺创作要坚持真实性，仍然需要作家的勇气和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