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本质真实”的一点理解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对“本质真实”的一点理解
李 准
文艺作为人们从认识上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它必须通过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描写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达到“本质的真实”，才能起到应有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对此，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但究竟怎样才能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达到“本质真实”呢？当前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理解和主张，很需要通过讨论来逐步搞清楚。
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作为客观对象的社会生活现象本身就有两类，一类是能够表现本质的，一类是不能表现本质、与本质无关的。因此，作家要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就只能写前一类现象，而不能写后一类现象。例如，有的文章这样写道：“本质固然寓于现象之中，但并非所有现象都能反映出本质：假象是本质的歪曲的反映；偶然性的现象不一定都能反映必然；至于那些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是远离本质的。”还有的文章说：“从某些细小的琐碎的偶然性中甚至很难揭示出必然性来。”显然，照此逻辑，作品要达到本质的真实，就不能写社会生活中的假象，不能写“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和“细小的”偶然现象。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什么是本质，什么是规律（它和本质是同等概念）？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事物的内部联系，它隐藏在各种现象之中，是人们单凭感官所不能直接把握的。现象则是本质的表现，是事物的外在形式。正如列宁所说：“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
（保存着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与本质的这种隐蔽性和稳固性相比较，一切现象都是表面的、稍纵即逝（常常消失）的。难道有象本质一样隐蔽、稳固的现象吗？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是必然？就是隐藏在无数偶然现象中起支配作用的东西。和必然相比，任何偶然都是细小的，任何一个现象都是偶然的。就连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作为一个凭感官可以直接把握的社会现象，它的爆发也是偶然的（如果不是到清明节，爆发的就可能是另一个名称的事件），而且只有短短的几天就消失了。它所包含的本质——人民群众和“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国家两种命运的大搏斗——才是相对稳固的，它在此以前和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不断地得到表现。同时，任何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不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笑一怒，又无一不在表现着某种社会事物的本质。“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一切现象都是本质的表现，一切偶然中都包含着必然。既不可能有离开现象而独立呈现的本质，也不可能有所谓“远离本质”、与本质无关的现象。就拿假象来说吧，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它也是本质的一个规定、一种表现。如林彪、江青一伙经常口头上大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当然是一种假象，而它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作为混进党内并以极左面貌出现的阴谋家的反动本质的一个特殊规定，是他们不同于一般反动分子的一种表现。不描写这种假象，文艺作品就不能充分揭示这伙阴谋家的反动本质。把社会生活现象分成能表现本质的和“远离本质”的两种，是没有根据的，讲不通的。
那末，这是不是说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在表现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互相没有差别了呢？不是的。这种差别就在于：一，表现本质的方面不同。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具体事物只有一个本质，但这个本质往往是由几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组成的。不同的现象，表现着本质的不同方面。如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有些现象表现着它是无产阶级用来镇压各种阶级敌人的机器，有些现象表现着它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有些现象则表现着它是组织新的经济建设的杠杆（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正是由这三个方面组成的）。二，表现本质的形式不同。如假象，是以和本质相反的形式来表现本质，而有些现象（如一个模范共产党员扑进烈火中去救人）则是以和本质比较一致的形式来表现本质。但无论怎样，现象都包藏着本质，表现着本质。同时，无论怎样，现象又都不能和本质互相等同，直接合而为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文艺作品能否达到“本质的真实”，关键不在于它所描写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在于怎么写。例如，同是写反特权和不正之风的，确有作品写得不那么成功，但也有话剧《权与法》、短篇小说《说客盈门》这样比较成功的作品；同样是直接写向四化进军的，确有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话剧《未来在召唤》、《报春花》这样深刻揭示了社会矛盾、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因而具有震撼人心力量的佳作，但也有一些只是肤浅地描写一些好人好事的作品，使人读后印象淡薄。所以我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不管是属于主流的还是属于支流的，是属于光明面的还是属于阴暗面的，是属于多数的还是属于少数的，不管多么细小、多么短暂，都可以成为文艺作品的描写对象。至于对它们的描写能否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关键在于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在于作者有没有善于通过现象展示本质的本领了。无疑，每个作家在把社会生活现象写进一个作品时都应当有所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出于每个作品都只能以特定方式表现特定内容的需要，而不是意味着有些社会生活现象根本不能进入任何文艺作品。如果硬是根据主观意志把社会生活现象分成两类，给许多生活现象贴上“不能反映生活本质”的封条，不许任何作家作品去描写它们，涉及它们，那实际上就等于给创作的素材划框框。其结果，必然要局限作家的视野，捆住他们的手脚，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变得贫乏、单调，使文艺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路子越来越狭窄。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作品要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一个泛指的概念，一个笼统的提法。具体到一个作品，所谓“本质真实”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首先要反映出作品所直接描写的那个或那些具体事物的本质。如写某种人的作品首先要写出这种人的本质，写官僚主义的作品首先要写出官僚主义的本质，写民主选举领导干部的作品首先要写出这种选举的本质，如此等等。其二，要通过对这种具体事物及有关现象的描写，从一定角度反映出整个社会制度或时代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因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个具体事物，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在一定的时代，它的存在以及发展变化都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社会制度和时代潮流的制约或影响。同一类事物，如同是舍身救人，同是投机倒把，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表现形式不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不相同，所以，不管写的是什么事物，只要正确地写出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正确地写出它的发展变化，正确地写出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就自然会从这一特定角度反映出整个社会制度或时代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从一个特定角度表现出历史的总趋势。王蒙的《说客盈门》主要是写不正之风的。在出场人物中，只有丁一自己一个人坚持党的原则，说客们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甚至连丁一的爱人也站在说客一边。可是，小说不仅通过对说客们形形色色游说活动的生动描绘，入木三分地写出了这种不正之风的本质，写出了十年动乱在一些善良人身上造成了多么大的精神弯曲，而且通过对丁一始终未向说客们屈服的描写，有力地反映出我国当前社会潮流的一个本质方面：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搞不正之风的说客们虽然来势汹汹，“浩浩荡荡”，但一碰到敢于坚持原则到底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队伍就会很快“散光”。小说告诉人们，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向四化进军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当然，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是不容易的。如中篇小说《调动》，主要也是写不正之风的。应当承认，仅就不正之风而言，小说是触及了问题本质的。但是，它却未能正确地写出这种不正之风的地位、表现出在新形势下有什么变化，好象不正之风依然到处都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它没有通过对这种特定事物的描写反映出整个时代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通过这两篇作品的对比，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一个作品究竟能有多少本质真实，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在于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