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人才工作也应搞活——访全国政协委员钱伟长教授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培养人才工作也应搞活
　　——访全国政协委员钱伟长教授
最近，记者走访了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的著名力学家钱伟长教授。钱教授高兴地说：“一年多来，我国在经济上开始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进行了某些改革，整个经济比较活了。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基础本身还不错。人才也是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发现、培养、提拔人才的路子不活，有才不用或者用得不恰当，就感到缺。今后能不能把人才也搞活一些呢？”
近几年，钱教授走了22个省市，作了一些实地调查。他说，解放以来我国培养了几百万大专毕业生，老的知识分子也留下不少，这些人大都是能干的。可是，过去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很多人一直处于一种“困境”之中，政治上受歧视，工资待遇不合理，工作条件比较差，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他认为，当前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努力纠正过来：一是经过十年浩劫，派性的余毒还没有肃清，表面上看不到，一接触具体问题就有感觉，致使工作上不能平心静气地合作，充分协调一致；二是长期搞政治运动，极左思潮泛滥，造成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有些知识分子不敢或不愿向领导开诚布公谈意见，有些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还有偏见，在感情上还不能说是同心同德干四化；三是用非所学比较普遍。过去分配工作时，基本上是人事组织部门
“包办”，很少考虑知识分子的所学和专长。一个仪表厂，15名技术干部没有一个人是学仪表的，这怎么行呢？并非绝对不能改行，若改行，也要根据本人志愿。
钱教授列举了浪费人才的一些事例以后，提出了一个广开才路的具体建议：实行人才聘请制，改变现行的“单位所有制”。他说：“人才是国家的财富，不是哪一个单位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能不能发挥出来，决定的因素不仅仅是其所在单位，主要在制度。”他认为，实行聘请制当然会有困难，比如前面提到的派性、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干扰，这可以用加强责任制和控制编制以及立法来解决。有些领导干部担心这样作会互相挖墙脚，也不要怕。互相挖不见得是绝对的坏事。经济上有个开展竞争，保护优胜者的问题，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也可以来一个竞赛。哪个单位不关心国家的干部、人才，想用就用，想压就压，有才能的人就不愿应聘，哪个单位就无法存在下去。
接着，钱教授又举了解放前两个典型例子。他说，一个是某省有个工学院院长，对一个系的教师十分蛮横，这个系的教师全部辞职不干了，系存在不下去，这个院长也倒了霉。另一个是陈嘉庚办的厦门大学，聘请了两个人才：鲁迅和郑振铎。他们又推荐了一些人，很快就办了起来。后来鲁迅、郑振铎离开了厦门，他们的学生有不少留了下来，这个学校当时办得很好。
谈到人才流动的好处，钱教授说：“人才流动才能成长。流动并不是简单的改行，而是接触新观点、新环境、新事物和新的工作对象，在斗争中成长。有个外国人批评我们培养人才的办法是‘近亲繁殖’。这是生物学上的名词，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切中要害。为什么有的科技干部稍微调动一下，就能发挥大作用？为什么有的人在国内看不出，一出国就有了名望？这说明，人才就是不能老压在一个地方。”实行聘请制是不是“自由化”呢？钱教授认为不能这么看。因为有政治路线管着，责任制和法律也起着相应的监督作用。
要广开才路，必须广开学路。钱教授说，现在青年人上大学的比例太小了，为什么不能把学校也搞活一些？除了办一些重点大学外，还可以办走读大学。办一个走读大学比办一个本科大学能节省五分之四的开支，不必建造很多的教职工宿舍和学生宿舍，同时又能快出人才。首先由大中城市办起。把社会青年吸引到学校去，总比在社会上游荡好。1978年以来，北京有的大学试招走读生，证明走读生比本科生有三个优越的地方：一是身体好。今年航空学院开运动会，头几名都是走读生，本科生跑不过走读生。二是社会负担轻。本科生头上有党、团、学生会、青联、妇联、班干事、课代表一大串人管着，社会活动很多。走读生下午一放学，找也不好找。三是纪律好，珍惜学习机会，和教师感情较深。
我告别时，钱教授在室内走了两圈，好象意犹未尽。他告诉记者：“一年多来我们在广开才路、人尽其才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许多优秀的人才开始涌现出来。但是发现人才是个艰巨的工作。保护人才也还有不足之处。最近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我们从90多篇论文中选了15篇文章。有两个落选的学生不服气，通过学校直接把他们的文章送到这个国际学术会，结果都被选中了，而我们送去的15篇，只选上了5篇。人才就在身边，为什么我们发现不了，要外国人帮我们点出来呢？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学生的名气不大，我们又习惯于“论资排辈”，因而他们的论文登不了‘大雅之堂’。我们应该有一个评价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成果的机构，公正地估价他们的才能。同时，对发现的人才要给以很好的保护，从各方面关心他们的成长。” 本报记者 王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