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艺术民主　提高影片质量——关于影片《今夜星光灿烂》的评价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发扬艺术民主　提高影片质量
——关于影片《今夜星光灿烂》的评价问题
袁文殊
7月30日，在《人民日报》上读了陈沂同志写的关于《今夜星光灿烂》的影评，很有一些感触。一方面，看到陈沂同志在工作繁忙之中还抽出时间来写作影评，很使我钦佩；另一方面又觉得陈沂同志在这篇影评中所论述的某些观点，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我也禁不住想提起笔来参与讨论。
第一是，关于反映重大题材的问题。陈沂同志说：“淮海战役……是摧毁蒋家王朝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大战役。尽管有人说，人们已经看厌了那些烟火纷飞的影片，但它仍然是我们军事题材应该反映而又未反映的重大题材。……如果我们作家、导演真能把淮海战役搬上银幕，就是火药味浓一点，我看在我们国家今天南北都还有敌情的情况下，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今夜星光灿烂》被人赞美的，恰恰不是写一个大战役，而是因为它“写了人，写了几个活生生的人，通过几个人表现了诗情画意。……”陈沂同志认为这是要不得的，它没有“通过影片反映军队的历史，以教育我们的后代，让他们从这里了解什么，从而学习什么”。因此影片显然没有成功，或者说没有完全成功。
陈沂同志用“题材决定论”的观点来批评影片《今夜星光灿烂》，我以为是值得讨论的。在创作中题材是否起决定作用，这是过去争论多年的问题。“四人帮”是坚决推行
“题材决定论”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他们把“反题材决定论”定为一个罪名，列为“黑八论”之一，大打棍子，大扣帽子，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打得遍体鳞伤。结果便导致一种生活（或一个战役）只能有一个题材，只能有一部影片，只能有一个模式，如军事题材最后只能以武装斗争来取得胜利；写工业或农业题材必须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最后以抓出阶级敌人来结束。结果电影创作的题材、形式，包括主题内容越来越单调，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最后形成九亿人民八个样板戏。这种灾难大家都记忆犹新，如果再来重演那段历史，对电影创作包括整个文艺事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一般说来，要求作家、导演反映重大题材是无可厚非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作家或导演自己也是应该注意的。但是如果因为《今夜星光灿烂》没有反映象陈沂同志所说的重大军事题材而给予完全否定，却是值得商讨的。对作家的创作来说，题材的选择当然很重要，只要条件许可，作家应该以最大的热情来反映重大题材。但是题材重大与否，毕竟不能决定作品的成败，也不能以此来衡量作品的优劣。一个作家如果自己觉得对某一重大题材还没有完全掌握，不能全面反映这一题材的时候，或者他愿意只从一个侧面来进行反映，不但是允许的，也是符合创作规律的。这在古今中外不乏先例。而影片《今夜星光灿烂》公映以来，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和赞许，就是一个证明。我并不认为《今夜星光灿烂》是一部十全十美的影片。由于作家是个诗人，他将诗的因素注入到剧作中来，使作品很有光彩。尽管在某些描写上带有一定的斧斫痕迹，它仍不失为一部好影片。它在军事题材的创作中，摆脱了过去的窠臼，找到了一个新的描写角度，表现了新意，这种创新精神是可贵的。它概括的并不是淮海战役的全貌，但在作者精心选择的情境中给我们展示了4个18岁的同龄人，和他们周围的一批阶级弟兄，的确是一群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他们有各自的战斗岗位，有各自的性格特征，而同时又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要在战斗中战胜一切敌人，要向南京，向祖国没有解放的地方前进。他们的高尚的情操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沁人肺腑，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以往的某些军事题材的影片，倒的确是写了某个重大战役的全过程，写了军、师、团、营、连、排、班各级指战员，写了战斗动员，写了首长讲话，阐述我军的战略战术思想，战役的伟大意义，炮轰、肉搏，样样俱全，可是在观众的脑子里却留不住什么印象。究其原因，就是它没有写人，没有塑造出艺术形象。陈沂同志指责说：“影片中写了进攻，还出现炸坦克那样的场面，然而没有一句话，让观众知道，这是消灭蒋家王朝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大战役。”我以为这实在是大可不必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三年多来，文艺界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不正是要求作家、艺术家力求避免概念化、公式化，多塑造一些艺术形象，写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吗？《今夜星光灿烂》写了人，写了几个活生生的人，这正是好事，不是坏事，值得称赞。应该指责的倒是那些老一套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写作方法和教条主义的创作指导思想。事实上，淮海战役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种思想，在影片中是表现了的（当然它更多的是从侧面，而不是从正面的直接描写），战斗一结束，部队继续前进，向南京，向祖国没有解放的地方前进。如果不是决定性的，难道能向南京前进吗？只是它不是用老一套的说教的方式来宣布，而是通过形象，通过伴随着雄壮而整齐的部队行进的脚步声和主人翁在向永远留在这个战场上的战友们深情的告别，告诉人们要永远记住这么多熠熠发光的星星。它的确“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它却把观众的感情和人民解放军，和那些牺牲在淮海战场上的烈士们的英勇献身精神紧紧地扣在一起。作家和导演在这里的美学构思，可谓用心良苦，值得称赞。陈沂同志既然同意提倡题材多样化，“并不排斥重大题材”，那么自己强调重大题材，为什么就要排斥题材多样化呢？
第二是，关于艺术特性和艺术的特殊功能问题。前面所引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陈沂同志一开始就强调影片的政治教育作用，“要通过影片反映军队的历史，以教育我们的后代，让他们从这里了解什么，从而学习什么。”要求影片的教育作用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社会主义的电影艺术是要考虑它的社会效果，特别在今天，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影片如何为四化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每一个电影工作者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但是艺术究竟是艺术，作为艺术的电影不能和政治教科书等同起来，不能和报告、演讲等同起来，把艺术的特殊功能简单化为一个教育作用，就会引出一系列的紊乱来。电影诚然要起它的教育作用，但它的功能比政治教科书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它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都负有重大的责任。而这一切，它是运用典型化的艺术形象来影响观众的感情、情绪，影响观众的思想和行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达到的。因此艺术的功能除了教育作用之外，还有认识作用和美感作用，从一部艺术影片来说，它的首要任务还是给人以艺术欣赏或美的欣赏，然后才能够收到教育和认识的效果。过去几十年间就是由于有一部分同志抹煞了艺术的认识作用和美感作用，把它简单化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结果影片便成了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成了一种政策条文的图解。谁要讲求一下艺术性，谁就有被目为艺术至上或资产阶级艺术观的嫌疑。影响所及，便出现了一系列的概念化、公式化的电影（当然这里也包括了作家缺乏生活经验的因素）。陈沂同志对影片《今夜星光灿烂》的批评，指责它不去反映整个淮海战役，而只写了几个活生生的人，可能就是受上述思想的影响而来的。而这种观点，在过去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已经反复证明是错误的，它既忽略了艺术的特性，又违背了创作规律，更不符合“双百”方针，是一种有害的观点。
第三是，关于如何表现战争的问题。战争是残酷的，在战场上和敌人展开生死搏斗，不流血和不死人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分清战争的性质。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有压迫和反压迫的战争，所有反侵略和反压迫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侵略和压迫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我们既然要进行正义战争，要反对敌人的侵略和压迫，就不能回避在战场上的流血和牺牲。在艺术表现上，夸大战争的残酷性，作自然主义的描写，固然不好，因为那样会影响自己的士气；但是把战争描写得毫不费力，可以轻易取胜，则不但违反生活真实，更不能对群众起教育作用。在这个问题上，陈沂同志说得有点模棱两可，本来不想涉及，但是陈沂同志对影片的实际的批评，却又明确地表示了他的观点。陈沂同志说：“至于那些血淋淋的镜头，那些陈尸多具的镜头，据说已经剪了一些，我们承认在战争的实际中都是有的，也许比这还多，但如何反映确值得注意。过去我对写战争的场面曾表示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吗一个人不死，要吗满台死尸，对这两者我都觉得不好。今天我仍然觉得我的这个意见有参考之处”。这里尽管没有说明究竟应该如何表现才是好的，但是却肯定了那种“已经剪了一些”的做法，因此我就想表示一点那种“已经剪了一些”的做法的意见。影片原来写的卫生员小孙在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炸掉了一条腿，杨玉香跑过去要背他走，他坚持不肯，要让杨玉香去背别的同志，只叫杨玉香用布带在断掉的大腿根上扎了一下，就自己用另外一条腿爬着往掩蔽部走去，可是究竟因为伤势太重，他没有能够爬到掩蔽部，就停止了呼吸。这里表现出来的先人后己、英勇牺牲的高尚品质将是永放光芒的。这一段现在被剪掉了。可是这一剪，小孙这个战士就糊里糊涂地不见了。因为掌握剪刀的人根本就不让观众看见小孙被炸飞了腿，人们怎么知道他受了重伤，怎么知道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呢？同样，杨玉香走进松林里看望烈士遗体的一组镜头完全剪掉，对淮海战役的激烈性和艰苦性，对我们付出了重大代价换来的淮海战役这场决定全局的伟大胜利的意义，也被大大地削弱了。所以陈沂同志一面批评影片没有表现出淮海战役的伟大意义，一面又对剪刀的做法加以肯定，这实在是不公平的。试问，影片在表现战斗的时候，镜头闪了一下我们的战士被敌人的炮弹炸飞了一条腿和在整个战役结束时，表现我们的战士因为怀念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而去看了几个战友的遗体，这究竟有什么原则问题？靠剪刀来处理艺术问题，这符合“双百”方针吗？
陈沂同志的文章最后说：“百花齐放，如果没有百家争鸣，是放不起来的。”这一点我很有同感。我还觉得如果没有基本的民主作风，百家争鸣也是争不好的。我们的评论工作不能很好地开展，和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不健全有密切的关系。作家、艺术家固然不要把文艺批评看成棍子，听不得批评的意见；文艺评论家更不能向作家、艺术家打棍子。两“家”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因此，我以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下，把批评与反批评的风气开展起来，习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