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和人民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领袖和人民
李洪林
为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有几个原则是非必须分清。这些是非，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只因时间长了，常识渐渐被人遗忘，而违反这些常识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反而成为习惯。因此，说出原来的常识，倒有可能被目为异端。不过，闻常识而吃惊的人，毕竟一天比一天减少了。现在，中央既然做了决定，就应该普及这些常识。
（一）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
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推广过一种“三忠于”运动。其实这“三忠于”当中，有两个“忠于”是陪衬，中心是一个“忠于”，即“忠于领袖”。在一段时间里，表“忠”心，跳“忠”字舞，佩带“忠”字徽章，成了“最大的政治”。
这个运动，不单是树立一个道德标准，而且要建立一种政治关系。
抛开他们当时所指的具体的领袖（因为领袖是人，按照自然规律，一个领袖不论工作多少年，总有个生命的极限），于是就剩下一个普遍的原则：人民应当忠于领袖。领袖是一个人（本来无产阶级领袖是一批人，不过林彪和“四人帮”主张只有一个领袖，事实上那时也只有一个领袖），所以这个原则再提炼一下，就是：群众应当忠于一个人。
这个“三忠于”运动是有效的。不但在现代迷信盛行的十年是那样，而且在“四人帮”垮台之后还继续有效过。赞美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少不了这样一条评语：“忠于伟大领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观念才逐渐改变了。
道德关系也好，政治关系也好，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并且反过来为这种经济制度服务的。什么样的社会，产生并需要这种政治关系呢？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依附于地主，全国居民都依附于最高的封建领主——皇帝。和这种社会制度相适应，忠于皇帝一个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全国居民都要无条件地服从皇帝一个人的绝对权威，是最高的政治原则。
“忠”是什么意思呢？全心全意为之效力，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支配。封建时代，对“忠”有这样一个解释：“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不能问个为什么，绝对服从皇帝，这就是“忠”的要求。
现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封建社会那种人身依附关系，早就被打破了，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我们这个社会，要求人民都象忠于封建皇帝那样，忠于无产阶级的领袖，这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原则吗？显然是不符合的。
无产阶级领袖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和自己的领袖是平等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在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当中，人民可以选择领袖，领袖却不能选择人民。领袖如果得人心，人民会拥护他，热爱他，尊敬他，信任他。但是不能要求人民忠于他。
如果说到谁应当忠于谁，那么，领袖倒是应该忠于人民。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忠于人民。这是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干部和群众之间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如果要求每个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都必须忠于人民，那么，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更应当成为忠于人民的典范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新型关系，就成为我们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了。我们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已经载入宪法。既然干部都是公仆，领袖当然更是公仆了。领袖和干部当然要从事领导工作，并且也有一定的权力和威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向人民负责，要为人民做好事，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因此，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里，公开宣扬封建道德，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耻辱，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尊严。实践证明，“人民必须忠于领袖”的原则，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抛弃它，而代之以
“领袖必须忠于人民”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领袖和群众相互关系的一条准则。
要求领袖忠于人民，那不是降低了领袖的身份吗？没有。剥削阶级的领袖才有高人一等的特殊身份。无产阶级领袖的身份，本来就是群众中平等的一员，还能“降低”到哪里？因此，对于无产阶级领袖来说，根本不存在“降低身份”的问题。相反，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这恰恰是无产阶级领袖的光荣。领袖越是忠于人民，他便越享有崇高的威望。
（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这个题目是毛泽东同志出的。1970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上，为了批判陈伯达的唯心史观，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命题。不过，在林彪和“四人帮”灭亡之前，这些自称“高举”的野心家，对这个命题从来也不“按既定方针办”。这个是非，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澄清。
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唯恐有人误解，所以他用着重的口气，加上限制词，重复说一次：“只有人民”。
那么，这是贬低领袖的作用吗？
没有。没有贬低领袖的作用，而是实事求是地把领袖放在人民之中。人民创造历史，自然包括领袖的作用在内。只有缺乏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才会把
“人民创造历史”的命题理解为贬低领袖的作用。
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确实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他可以加速历史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历史的发展，因为他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或有很高的威信，能够用他的意志影响群众，去实现一定的行动。不过个人影响历史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任何伟大人物，都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任意创造历史。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也不以伟大人物的意志为转移。伟大人物的意志如果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就可以加快历史的脚步。如果他的意志违反历史发展规律，也可以延缓历史的脚步。不过这种加快和延缓都是有限的。
凡是使历史倒退的人物，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力，最后必定受到历史的惩罚。因为社会是要向前发展的，谁阻碍它，谁就要被赶下历史舞台。反动的历史人物，命运照例是如此的。
无产阶级的领袖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有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作为世界观，因此可以在历史上起伟大的作用。
拿我们中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在1949年诞生，确实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分不开。如果没有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大概还要长得多。但是，并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历史是英雄创造的。
按照历史唯物论，伟大人物是历史造成的。客观条件需要一位人物出来发挥领袖的作用，就总会出现这样的人物。至于由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归根到底，要由人民来选择。是人民创造伟人并推动历史。如果没有这个人，也会有另一个人被人民选择出来，被历史推上前列而成为领袖。
如果把个人的作用夸大了，就会使领袖脱离人民，变成高高在上的“救世主”或“大救星”。好象人民群众都是无知无识的芸芸众生，仰仗领袖的恩赐，才有了光明，有了希望，有了活路。这是个人崇拜，或者叫个人迷信。它神化了个人，贬低了群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凡是搞个人迷信的人，多半怀有野心。野心家用个人迷信愚弄群众，为的是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人民最现实的反面教员，就是林彪和“四人帮”。他们狂热地搞个人迷信，不正是为了自己篡党夺权吗？
旧中国经济凋敝，统治阶级又实行愚民政策，因此文化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在改变。不料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真正成了革命对象，一切愚昧、落后、反动的意识形态空前泛滥，其中就包括个人迷信。不过在那十年当中，搞个人迷信是最革命的象征。今天要清除这种垃圾还要做相当的工作，特别要警惕有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突出”个人迷信这种“政治”。你要少宣传个人，他就说你“贬低领袖”，使他这种具有“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接受不了。如此“高举”的人为数很少，对这种人，你少宣传个人也好，多宣传个人也好，都是一样的。他反正要挑你的毛病，因为他不赞成三中全会的方针。
对“少宣传个人”这一点，应当多作宣传。就是说，多宣传中央这个指示，多宣传唯物史观，多批判个人迷信，多批判唯心史观。让更多的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谁要想再利用个人迷信来骗人，来反对党的路线，也就更加困难了。
（三）领袖是天生的，还是在实践中成长的？
林彪和“四人帮”都是搞天才论的。要批天才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70年的时候，郑重其事向全党提出来的。让搞天才论的人批天才论，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件事，只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来做。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有人把“高举”挂在嘴上，动不动就说别人不高举，要砍旗。可是在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面前，事情就清楚了，原来他“高举”的是天才论的旗帜。
按照天才论，领袖从来都是正确的，凡错误都是别人的。在天才论风行一时的情况下，事情恰恰是这个样子。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也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也好，都成了领袖的思想自我表现的历史。领袖事先带着一个绝对正确的思想来到党内，已经有了一条完备的革命路线。然后就是领袖在党内不断和别人作斗争的历史。别人不断违反领袖的思想和路线，而领袖则一直坚持那完备的、绝对正确的思 想和路线。
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的认识的发展规律。领袖也是人，他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当他没有参加革命的实践时，不可能产生正确反映革命发展规律的思想。参加革命实践以后，他可能产生正确的思想，也可能产生错误的思想。只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领袖才能逐渐积累经验，产生比较系统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形成的。
当然，毛泽东思想形成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确实是在它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这是从检验毛泽东思想这个角度说的。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是在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是在说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是在说明它的正确性，说明它是科学而不是空想，并不是说中国革命是按照事先定下的妙计逐步实现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因为它正确。而它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然而天才论为了神化领袖，却把领袖弄成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其实领袖也是人，决不会全知全能。他也有错误，这并不奇怪。有错误改了就是，并不会损害他的威信。
但是，由于要保持全知全能，有错误也不能承认，结果便弄出许多矛盾，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共产党反对文过饰非，但是天才论一定要文过饰非，理由是“维护形象”。
其实，文过饰非恰恰是损害领袖形象的有效手段。因为领袖的是非都是全局性的，不可避免地要由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实践来检验。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会有一点含糊。它的效果都明明白白地摆在社会上，大家都有亲身感受。硬把正确说成错误，群众不会接受；硬把错误说成正确，群众也不会相信。只有实事求是，承认领袖是在实践中成长的，既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也有难以避免的缺点错误，这才是真正维护领袖的形象，而不会损伤群众对领袖的信任。
（四）领袖能不能批评？
按照个人迷信的原则，领袖是不能批评的。理论上的根据是：领袖没有错误，也不可能有错误。既然没有错误，当然不能批评。反过来说，谁要是批评领袖，那就是批评一贯正确的人。被批评的人既然一贯正确，那么批评者就一定是错误的。
1959年，彭德怀同志写了一个意见书，提了一点批评意见。先不说批评的正确与否，这种提意见的方式，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当时党中央正在开会，中央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提意见，是完全正常的。然而，这件事被定为反党。从此以后，就有了这样一条规矩：批评领袖就是反党。其实从来就没有这样一条规矩。不过庐山会议开了先例，以后也就习以为常了。这样一来，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伤。
到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又升级了。批评领袖，不单是反党，而且是反革命。不要说批评领袖本人，就是偶一不慎，对领袖的名字或像片或语录，有所“不敬”，都被叫作“恶毒攻击”，都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在社会发展史上，只有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即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才把个人和国家等同起来。“朕即国家”，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国家，这就犯了大逆不道罪。
在社会主义国家搞这一套，实在是极其严重的“抹黑”行为。其实林彪、“四人帮”搞这一套，完全不是出于所谓对领袖的尊敬，而是为了用这根棍子残酷地镇压群众，为了建立他们的“林家王朝”或“江记王朝”。
无论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还是按照共产党的章程，领袖都是可以批评的，因为领袖在党内是一名党员，共产党内不能有批评不得的特殊党员。领袖在国家机关中是一名干部，干部当然要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这是纠正错误、保持党组织的战斗力的不可缺少的武器。对于每个党员来说，也是提高觉悟、增强党性不可缺少的武器。对于已经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来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尤其重要。如果放弃这个武器，党的机体就会积满灰尘，就会腐化，这是致命的危险。
批评是对人的爱护，因为指出对方脸上的污点并且把它洗掉，实在大有益处。因此，我们党是鼓励批评的，有党性的党员是欢迎批评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是欢迎批评的。
然而，按照十年浩劫中通行的原则，唯独不准人民群众和党员去爱护领袖。别人都要洗脸，领袖却不能洗脸。谁要是给领袖洗脸，谁就是“恶毒攻击”，而且林彪和“四人帮”确实用这个理由杀了不只一个人。据他们说，这是在“维护领袖的威信”。实际上，这不但是蓄意让领袖的脸上积满灰尘，而且是极其恶毒地丑化领袖。因为他们把领袖弄成一个“人莫予毒”的霸王了，弄成一个极为可怕的对象了。只有蓄意毁掉一个人，才能使他听不到任何批评。只有把领袖推到人民对立面的人，才能把群众当作敌人来镇压。那种不准别人批评领袖的人，真正的目的就在这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