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和人民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领袖和人民
李洪林
（上接昨日第五版）
（五）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
封建专制主义的最高原则，是把所有的政治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绝对不能和别人分享此种权利。这就叫“天无二日，民无二君”。
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也实行专制主义的原则，把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这就叫“一个领袖”。
林彪和“四人帮”都是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所以他们狂热地推行“一个领袖”的原则。“一个领袖”的原则，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完全违反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导原则是集体领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最高领导机关应当是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它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所谓党中央，是指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集体，并不是哪一个人。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按照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行使中央的职权。这也是一个集体，虽然是小一点的集体。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在中央内部和其他委员一样，有一票的表决权，是集体领导的一分子。
当然，党中央的领导人应该是在全党最有威信的。但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来说，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他们实际上都是党的领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党的领袖们也是各有所短，各有所长的。正因为这样，他们集合在一起，便组成强大的最高领导核心。党的最高领导核心群英荟萃，人才济济，这是革命形势大好的象征，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由于中国封建主义传统太深，中国共产党又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影响，封建专制主义、家长作风，就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党的机体。这种情况，给阴谋家和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他们用封建社会加强皇帝权威的一套手法，在共产党内大搞“一个领袖”。
他们通过种种手法，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党中央是领袖的下属机关。如在行文中制造这样一种格式：“主席，中央”。这就把主席从中央分离出来，使它不在中央之内，而是在中央之上。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集体领导已经被彻底破坏，只剩下个人决定一切了。
为了实现“一个领袖”，他们肆意篡改历史，把党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众多的领袖人物，通通抹杀，只剩下一个人独往独来。康生有一根棍子，叫作“分庭抗礼”。谁要是在党史上稍微提到一下别人的功绩，这就是和领袖“分庭抗礼”，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他们的“党史”，就是领袖在党内和别人不断作斗争并把别人通通打倒的历史。别人光犯错误，就是一个人正确，难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吗？领袖今天和这个斗，明天和那个斗，打倒了这个又打那个，把别人都打光了，就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领袖的形象吗？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歪曲！这是对党的领袖的极大污蔑！
打倒历史上的人是为了打倒现在的人。这些野心家和阴谋家的真正目的，是把我党尚存的领袖们通通打倒，只剩下一个孤家寡人，以便他们篡党夺权。他们对自己所树立的“一个领袖”并无半点感情，而只是热爱领袖的位子。他们确实是很“高举”，不过他们并不重视那面旗子，而且也根本不懂得那旗子上面都是什么。他们觉得最重要的是那根旗杆，因为可以用来当一根棍子，打倒别人，以便给自己上台铺平道路。
十年浩劫，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许任何人再搞“一个领袖”了。“一个领袖”不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根本相反，而且单从思想方法上说，也是要不得的。因为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很难避免片面性。特别是有关全党全国的大事，如果一个人独断专行，一定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六）关于“终身制”和“接班人”
少先队员的歌词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完全可以的。在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总要有一代一代新人接踵而起。
但是，从六十年代起，“接班人”的概念就慢慢变成“接领袖之班的人”了。以后又通过党章把它固定成为制度。这就完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背道而驰了。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君主专制政体才需要这种制度。那时，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不能分割也不能转让。从理论上讲，皇帝的权力是“天”给他的，他只对“天”负责。“天”是空的，所以他只好对自己负责，没有任何人可以管得了他。这种权力，只有皇帝死了才能终止，因此皇帝必然是终身制。但是，长命百岁也要死，由谁来继承这个权力，便是一个大问题。根据专制主义的原则，只有皇帝本人有权指定继承人。这种“接班”制度，把“社稷”（即政权）的命运放在个人身上，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老皇帝一眼把人看错，或新皇帝有个发展变化（人是可以变的），“社稷”就倒霉了，只有等这个皇帝死掉，换上另一个皇帝，才可能有转机。正因为一切取决于事先选择一个“接班人”，所以这件事历来就是封建政治里面的头等大事。这种“接班”制度，目的在于保持政局稳定，但往往并不稳定，甚至引起流血和动荡。不过封建制度也只能如此，没有别的出路。
资产阶级不搞终身领袖和这种“接班”制度，因为它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资产阶级找到了最适合自己需要的政治形式：资产阶级民主。从理论上和法律上说，国家和政府首脑是民选的，要对选民负责。当然，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而不是选民的意志。不过，个人决定一切的专制主义打破了，终身制打破了。在这种制度下，政府的领导人的变更，不会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我们的民主应该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先进。如果说连资产阶级都屏弃了封建主义的“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的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更应当如此。
既然领袖本人的权力都是人民给的，他当然没有权力去指定“接班人”，因为这个位子不是属于他的。连他自己能不能坐在这个位子上，都要由人民决定，他个人当然不可能把它交给另外的人。在他之后，应当由谁来坐这个位子，也就是由谁担当这个职务，只能通过真正的民主程序，由人民决定。
在共产党内，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在国家生活和政权机关、事业单位中，一定范围之内要有行政首长，那么，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就不应当有个人决定一切的“首长”了。至于领袖的终身制，以及与此相联的个人指定“接班人”制度，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康生曾经说，把“接班人”写入党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是关系中国和世界命运的大事。这确实是一种“创举”，因为自从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在世界上以来，还不曾有过这种怪事。这件事情对世界有什么“伟大意义”，倒很难说，不过对中国的命运真有不小的影响，已经把中国拖到崩溃的边沿了。
那么，由党组织事先确定一个“接班人”，准备当下一任领袖，行不行呢？不行，也不必。这是以“一个领袖”和“终身制”为前提而产生的一种措施。这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
共产党的领袖既然是一个集体，就不发生选一个人来接领袖之班的问题。这个集体当中，由于自然规律，有人要陆续退出，这是必然的。由于实践的检验，有人不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因而也要陆续退出去，这也是必然的。同时，在实践的培育下，有人表现了卓越的才能并且早晚要为群众和党组织所承认，因而要陆续进入最高领导核心，这更是必然的。这就是领袖集团的新陈代谢。这种新陈代谢是经常进行的，因为客观事物是经常发展变化的。也正因为它是个集体，所以这种新陈代谢不会突然造成领导中断或巨大震动。这就正象一个健康的机体，虽然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并不会突然产生巨大震动一样。既然领导核心的新陈代谢经常在进行，自然就不会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不会有“大换班”或“大接班”的现象。
在实践中，总会不断涌现人才，其中包括领袖人才，并且迟早会为全党公认。只要民主生活健全，到了需要的时候，众望所归的人一定会成为全党所拥护的领袖人物，加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如果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能够始终得到坚持，那么，个别领袖人物的去留，决不会影响整个领袖集团的稳定，也就是说，决不会影响安定团结。如果我们能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作到了这一点，那么，“一个领袖”、“终身制”、
“个人指定接班人制”这些沉重的封建遗产也就可以送进历史博物馆去了。
（七）两条思想路线
怎样对待领袖，有两条思想路线。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一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按照唯物史观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来对待无产阶级领袖，也就是实事求是看待领袖的地位和作用。领袖是起领导作用的伟大的或杰出的人物。但他是站在人民之中，而不是站在人民之上；是党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而不是这个集团的上司。他的智慧和力量来自群众和党，而不是天上掉下来或头脑里固有的。离开群众和党组织，事情就会走向反面。
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按照唯心史观和迷信团体的原则来对待领袖，把领袖弄成超凡入圣的特殊人物，使他象封建社会的帝王那样，处在等级制度的顶峰，或者简直成为神仙。这条路线有个名称，就叫作个人迷信，或个人崇拜。
个人迷信不一定是本人搞起来的，它往往是别人搞起来的。个人迷信在某些国度之所以能够流行，主要因为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当然，被当作迷信对象的个人，如果容忍或者欣赏这种现象，那就会助长它的流行。不过它毕竟不是一个人所能创造出来的社会现象。所以，批判个人迷信，乃是批判这种社会现象，批判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并不是批判哪个人物。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意识搞个人迷信的人，都是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利用无产阶级领袖的威信，用“高举”为名，“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其实无产阶级领袖的威信，根本不是“树”起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事实上在阴谋家和野心家那里，“高举”就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就是人为地抬轿子吹喇叭，以便为他们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林彪和“四人帮”都是这样做的。
现在那段历史已经过去，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在实际上采取坚定的步骤，逐渐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领袖的问题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恢复了党的组织原则。不过从思想上肃清个人迷信的流毒，还要做很多细致的思想工作。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和“四人帮”培养了这样一种人：专门能从字里行间分析出“恶毒攻击”的因素，发现“矛头指向”，然后做出许多上纲上线的文章。康生本人就是这种讼棍的祖师。现在，情况变了，这种职业已经不行时了。不过，这种思想方法，却不会立刻消失，它对人还会有一定影响。比如，一公布少宣传个人的指示，有人就会推测：这是针对谁的？是不是“矛头指向领袖”？是不是“贬低领袖”？有这种想法的人，他自己也未必赞成这种思想方法，但是那十年的先例太多了，往往使他心有余悸，或者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养成习惯。因此，要贯彻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决不是没有斗争的。
反对个人迷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观点，这不是“矛头指向领袖”，不是“贬低领袖”，而是驱散个人迷信的烟雾，恢复无产阶级领袖的本来面目。人民对本来面目的领袖是尊敬和热爱的。这是把领袖作为自己的同志来热爱，作为自己所信任的领导来尊敬。领袖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已经成为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人民群众决不会忘记，也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如果说，反对个人迷信有个“矛头”的话，那么，这个矛头是指向利用个人迷信去达到某种目的的人，是指向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向这种愚弄群众的社会现象。要实现四化，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但是，加强党的领导和搞个人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回事。有人惯于把个人和党混同起来，以为加强党的领导就是要突出个人，因此一听说少宣传个人或是反对个人迷信，就大惊失色，以为谁在反对党的领导了。对这种现象，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明反对个人迷信，少宣传个人，乃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条件。十年动乱记忆犹新，那时不正是把个人突出到极点而破坏了党的领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