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日报》临终的时候——怀念杨东莼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救亡日报》临终的时候
——怀念杨东莼同志
林林
这不是一般对死人说好话，而是死人生前做了好事，值得我说好话。杨东莼同志有这样的遗嘱：一、不要搞遗体告别；二、不要开追悼会；三、不要留骨灰。这个三不要的遗嘱，深知灼见，公而忘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能够这样做，我以为和他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无关系的。
回想起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东莼同志，功绩是很大的，经验是可取的，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他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用救国会的身份，搞好同当时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关系，举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黄兼校长，他当教育长，容纳了大批共产党员在校内工作，不少同志当了教导员，培养了几千的青年，同时也掩护了桂林外来之文化人，开展了文化工作。
事后知道，东莼同志在广西干校时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的联系，是通过周钢鸣同志。钢鸣同志，广西人，曾是我们《救亡日报》的干部，被调到东莼同志主持的干校任指导员。《救亡日报》是党的外围的文化性的报纸，从上海创刊移到广州，广州沦陷，移到桂林。社长是郭沫若，主编是夏衍。该报宣传团结抗日。不用说，也曾为东莼同志主持的干校做了多次的报道。它在国内文化艺术界和青年学生群中，有它广泛的影响。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址在北面山（一名尧山）底下，《救亡日报》印刷厂为防敌机轰炸，也设在这山下，算是邻居。但我和东莼同志，并没有接触。有所接触，是在反共高潮，环境不好的时候。
当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书之后，情势日趋恶化。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因夏衍和范长江（国际新闻社负责人）二位同志，目标较大，要他们先离开桂林去香港，并且商量《救亡日报》后事的安排，特别是人员的疏散；不久，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八路军办事处结束工作，冒险离桂，撤回延安。离开之前，克农同志交代我，《救亡日报》何时停刊，可问东莼同志，他能掌握政治气候。听了这话，我得到一个靠山，心里也就踏实了。后来恶化的情况连续出现了，军警在天刚黑时气势汹汹地搜查了生活书店，并限三天内停止营业。过些日子，东莼同志通过别人约我到他家去。他对我说：看 来《救亡日报》到了停刊的时候了，否则情况会更不妙。
我按克农同志临别时的嘱咐，只好听东莼同志的决定。我问终刊号骂人不骂人，他答不骂也罢，留点余地。我也听他的话，只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副刊《文化岗位》，写了约二百字的“岗语”，题为《醒眼看醉人》，隐约回敬了反共暴徒。《救亡日报》就此被迫关门。报社印刷厂的机器及其他的物资，全部交给他管下的干校的印刷厂。干校印刷厂屠天侠同志随即支付了一笔酬金，做为我们报社同人的疏散费。当时，我和廖沫沙同志料理报社后事，最后离开桂林。背着简单的包袱，靠两条腿往南走，每天走八十里、九十里不等。到了许多小城镇，住小客栈。幸好得到东莼同志经办的路条做证明，路条是从李济深行营主任那边开来的，有了它，算是一路平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香港。
追忆起《救亡日报》停刊时的情况，东莼同志对我们的关切，于公于私，我是很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