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田里”与“答圣朝”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思田里”与“答圣朝”
郭力军
偶读唐诗，把杜甫《野望》中的“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和韦应物《寄李儋元锡》中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加以对比，联系起来想一想，感到颇有意思。
这两位诗人在上述诗句中表达的思想内容大体相同：虽是晚年多病，仍然忧国忧民，而非忧己忧私。
先说杜甫，看来他很象是个“退休干部”。因为诗中明明写道：他的“迟暮”之年，只好让多种疾病去折腾了。但是，他虽然已经不能继续担任公职，却仍然念念不忘报答国家（“圣朝”），并对自己一生没有为国家做出多少贡献而深感遗恨。
韦应物呢，当时还是“在职干部”，而且还是地方行政长官。但由于“身多疾病”，自知不能再有多少作为，因此想要告老还乡，辞官为民。而就在这样的时候，他心中想到的，也还是民间疾苦，深感对不起老百姓用以养活自己的“俸钱”。
两个人，一个着眼于“圣朝”，一个着眼于“田里”；一个深感未报“国恩”，一个自知有负“民望”，表现形式虽有不同，忧国忧民的精神却是相通的。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现在，时代变了。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统统都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老爷。我们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任何个人。我们当然要“爱民”，但与旧社会官老爷的那种所谓的“爱民如子”根本不同。后者是以主子的身份来“恩披”和“垂爱”自己的奴隶；我们是站在公仆的地位来关心和爱护国家的主人。
不过，共产党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在自然规律面前，从来没有“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事。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中，都有一部分同志，不是“迟暮”，就是“多病”；有的既是“迟暮”，又是“多病”。这种情况，同他们所担任的现职和四化建设的需要，很不相适应。至于每个人的一生对党和人民到底有多大的贡献，在某些少数人中是否也存在多少有点“愧俸钱”的问题，这里就不必去议论了。反正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和亏待每一个或多或少作过贡献的人，更何况是对自己的功臣宿将。但是，从个人来说，却的确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党和人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从上述杜、韦的诗句中倒是可以受到某些启发的。
一个人到了年大体弱、实在难以继续担任繁重的工作任务的时候，最好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根据国家四化建设的需要，按照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自觉地、愉快地把“长征接力棒”交给“后来人”，而不一定要一辈子非身“居庙堂之高”不可。这样做，一方面，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另一方面，对个人来说，也可以延年益寿，行有余力，还可以为党和人民继续做点哪怕是象“涓埃”那样微小的有益工作。可见，“思田里”与“答圣朝”二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不做官”与“仍革命”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这里的关键是个人的思想境界。而只要这样做了，一旦非去见马克思不可时，我想大概也可以不必向他老人家再写“愧俸钱”一类的检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