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的历史意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八七”会议的历史意义
马齐彬　黄少群
1927年8月7日，由瞿秋白主持，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紧急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党内同志的要求下，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召开的，它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险的紧急关头，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制定了正确方针，团结全党，继续革命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面临着两大危险：一是革命力量有可能被打散，二是党的组织有可能分裂。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了革命，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向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实行疯狂的屠杀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很多优秀领袖，很多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极野蛮的杀害，全国突然转入黑暗。不但资产阶级，而且很多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也脱离了革命。加入了党但是不坚定的分子，大批声明退党，有的甚至当了叛徒。我们的党员从“五大”时的57，000多人，下降到10，000多人，党的组织被打入了地下，很多组织被搞垮了。从党的领导机关看，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已彻底破产，而新的领袖、新的方针、正确的路线还没有形成；一些野心分子想分裂我们党，有的人则提出了另组第三党的主张。由于白色恐怖的严重，七月初组成的临时中央（五人）常委决定，党内一些知名的领袖需要调离原地或去国外，中央机关则立即由武汉迁九江转上海，因而也被许多活动分子误认为是“散伙政策”。党内当时存在着一种“党在组织方面无出路”的悲观情绪，在工农群众中则产生了惶惑和恐慌。我们党和中国革命面临着最危急的关头。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这是我党战略大转变的标志。“八七”会议重新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斗争的勇气和前进的方向；它不但保存了党的组织，而且用新的方针和路线将党重新统一了起来，使党组织变得更加坚强有力了。在“八七”会议方针的指引下，中国革命逐步走上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大船，终于在狂风恶浪中闯过了激流险滩，避免了倾覆的危险，又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了。这是“八七”会议的主要历史功绩。毛泽东说：“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同志在发言中，集中而痛切地批判和揭露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尖锐地指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政治局的指导，处处依国民党的“几个上层领袖的意见为转移”，不注意发展自己的力量，反而“抑制群众的斗争”，完全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
“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大家认为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代表们在发言中，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一致要求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蔡和森说：“要改变党的指导必换新的指导人不可，过去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邓中夏分析说：“我们党自从成立到现在……夹着有些封建关系和政客概念。……并非由于阶级出发点来决定一切问题。”任弼时具体建议说：“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老头子（指陈独秀——引者）可去莫（斯科）”。对于共产国际及其派来的代表魏金斯基、罗易、鲍罗廷等，大家也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批评，认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没有“革命经验”，鲍罗廷和罗易作了很多错误的指导。当然主要的责任“应由政治局负担”。对新的国际代表和新的中央领导机关，大家也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期望。
“八七”会议在与会代表一致主张下，改选了中央领导机关，成立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八七”会议决定：将党的错误迅速公开传达到全党群众，使全党群众都认识此种错误。会议一致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八七”会议确定了以武装起义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会议强调：“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号召，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在极短期间抽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党员团员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八七”会议刚一结束，党中央就立即向各省发出通知，并派人到各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号召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摧毁反动政权，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于是，短短的时间内，各地暴动风起云涌，继南昌起义后不久就爆发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许多地方的农民武装暴动，同国民党新军阀展开了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武装斗争。在这些起义当中，以毛泽东、朱德和方志敏、贺龙等为代表，在暴动受到挫折后，能适时地把策略上的退却和进攻正确地结合起来，即从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攻。他们在农村和广大农民相结合，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开辟了大片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崭新道路。
与号召武装起义的同时，“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制定了土地革命的初步政纲，并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在更广大的区域内逐步展开了土地革命斗争。
我们党从1923年“二七”惨案后，就注意到了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27年4月召开的党的“五大”，曾通过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决议，制定了“农民政纲”，强调“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但是由于陈独秀及鲍罗廷等人采取以退让求团结的政策，唯恐得罪了国民党的上层分子会分裂统一战线，因此始终没有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心，“五大”决议被政治局抛弃了，等于一纸空文。毛泽东等许多同志提出过许多关于土地革命的好意见，却被陈独秀等斥为“不通”而遭拒绝。陈独秀等跟着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叫嚷农运
“过火”，一再出通告，发指示，压制农运的深入开展。农民运动不能迅速发展起来，是和党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分不开的。
“八七”会议深刻批判了前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错误及压制农民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瞿秋白在代表常委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我们必须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并“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这就阐明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关系。要搞武装斗争，必须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是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武装斗争也必须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才能“造出”中国革命的新力量来。离开了土地革命的武装斗争是不能持久的，最终要失败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八七”会议一致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规定了农民暴动的11条口号，明确提出：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没收土豪劣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没收大、中地主及一切公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以及对小田主减租、取消高利贷等等主张。这个决议案，实际上是一个初步的土地革命政纲，虽然还很不完善，但比以往任何一次纲领，都是一个大进步。更重要的是，“八七”会议决定的土地革命政纲，不仅是一个宣传纲领，只停留在文字上，而且是一个行动纲领，各地的同志在实践中先后按此执行，并认真而切实地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迅速地给中国革命开拓了一个新局面。
当然，“八七”会议也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例如，对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而过分地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等等。
“八七”会议以后，根据“八七”会议制定的新的方针和路线，党带领群众英勇战斗，从而把党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挽救出来，胜利地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式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