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继承问题的一场论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文化继承问题的一场论战
郑异凡
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身就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光辉典范。
但是，在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对这一无可辩驳的真理提出挑战，借革命的名义否定继承过去的文化的必要性。他们宣传革命万能，无产阶级（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万能，可以凭空制造出无产阶级文化。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的一批理论家为代表的一个“左”倾流派。他们的一个主要理论就是否定文化遗产，鼓吹文化虚无主义，想要凭空创造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过的波格丹诺夫是他们的主要理论家，他的普遍组织的理论是他们的基本论据。波格丹诺夫1918年春加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后任中央委员，发表了大量文章鼓吹普遍组织的理论。他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把存在和意识等同起来，认为物理世界是“集体人类”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而艺术则“用生动的形象”组织人类的经验，是“组织集体力量的最强大的武器，而在阶级社会中则是组织阶级力量的最强大的武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的经验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无产阶级文化不可能同过去的文化有任何共同之处，过去的文化艺术“不能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这个有自己的任务和自己的理想的特殊阶级”。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旧皮囊不能装新酒”，“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在精神上同过去决裂”，主张“把资产阶级文化当作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弃”，要“摧毁资产阶级文化”。总之一句话：“不需要继承的联系”。
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著名诗人基里洛夫在一首叫做《我们》的诗中写道：
我们狂热，我们好斗，
我们如狂似醉。
让人们对我们叫喊：
“你们是刽子手，你们扼杀美！”
为我们的明天——我们要把拉斐尔烧成灰，
把博物馆统统捣毁，
把艺术之花踩得粉碎。
“左派共产主义者”把它当作诞生中的无产阶级新艺术的样板。马雅可夫斯基跟着质问道：“为什么不向普希金进攻？不向古典作家的其他将帅进攻？”他在送给基里洛夫的一本书上题词：“赠基里洛夫同志。同拉斐尔作斗争的同团战友马雅可夫斯基。”
果然，他们向古典作家发起了进攻。《未来》杂志提出这样的问题：“地主作家或者官僚、官吏能写出什么对共产主义有价值的和有教益的东西呢？”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化毫无用处，只会起毒害人民的作用，“资产阶级遗产的腐败的空气”“毒害着无产阶级的呼吸”。1918年底为出版古典文学作品展开了一场争论。在总结一年来文学出版工作时，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称赞当时在缺乏纸张和印刷厂的情况下出版大量古典名著，认为这简直是“奇迹”。他兴奋地说，让长满老茧的工农的手从书架上“选取伟大的俄国作家为他们写作，但迄今未能到达他们那儿的书籍吧！”这篇文章立即受到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攻击，有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以俄国著名诗人茹柯夫斯基是沙俄国歌《神佑沙皇》的作者为理由，反对出版他的全集。《消息报》上也有人发表文章响应，指责出版古典作家的作品，说“这一切目前都是多余的，甚至是不能容许的”。他们的观点受到克鲁普斯卡娅的反驳。她在《没有根据的担心》一文中指出：现在害怕茹柯夫斯基的政治影响是可笑的，他过去没有这种影响，在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更不可能有了；《神佑沙皇》这首诗，工人们过去听过不知多少次，而现在却认为他们读了这首诗之后会突然变成保皇主义者，这真是把他们当作小孩，甚至当作傻瓜看待。按照某些人的逻辑，为防止茹柯夫斯基、普希金等等古典作家的毒害，就应封闭所有的图书馆，把十月革命前出版的书籍统统焚毁。她针锋相对地声明，出版一个古典作家有才华的小书要比出版冒牌的“无产阶级”文集好得多！卢那察尔斯基也发表文章，正确阐述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应当用全人类的文明武装起来，它是历史的阶级，它应当在同整个过去保持联系的情况下前进”，“借口资产阶级性质而扔掉过去的科学和艺术是荒谬的”。
有没有这样的蠢人呢？有的。在协会的一次代表会议上就有人声明：“我们需要的不是由别的阶级为别的目的建造的旧房子，这种房子充满着异己的情绪，我们在胜利后目前只是暂时寄居在这里。不，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自己的房子，在这里每一块砖头都是泥瓦工自觉砌上的。”当然，他们没有蠢到愿做“穴居野人”，只是同意“暂时寄居”在充满“异己情绪”的房子里。
无产阶级文化派中有一部分人并不完全否认继承，也说需要过去的文化，但是认为继承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必须先制造出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波格丹诺夫就是宣传这种观点的。他多次说过，无产阶级是旧世界文化成果的合法继承者，不过因为旧文化遗产中既有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珍贵成果，也有同它敌对的东西，它们搅混在一起，会“模糊和削弱”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为避免受害，需要学会准确地鉴别出其中有害的成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必须事先“制订独立的精神文化”，只有这样，旧世界的毒物才不能毒害无产阶级。这样，波格丹诺夫就从一个正确的前提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为继承文化遗产，避免旧文化的有害影响，就应事先制造出无产阶级文化来。这也就是说，在制造无产阶级文化的过程中，无需继承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就能够在一片空白之中制造出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来。波格丹诺夫总结说：“在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思考方式、自己的贯通一切的观点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不是无产者掌握作为自己的遗产的过去的文化，而是过去的文化掌握无产者，把他当作执行自己的任务的人力材料。”
波格丹诺夫这里说的不仅仅是社会科学，而且也包括自然科学。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也是“阶级的科学”。他认为，自然科学的“阶级性”不在于它为某一阶级服务，或某一阶级用它来为自己服务，而在于科学的观点、研究和叙述的方法。他说：“在不同的时代科学具有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含义，掌握在不同的阶级手中。根据这一观点，说有封建的几何学，然后有资产阶级的几何学，而现在则需要有无产阶级的几何学，这并非奇谈怪论。”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科学是有组织的集体经验，是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劳动的工具；而在阶级社会中，科学既是组织劳动的工具，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他举例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各种不同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是资产阶级科学，从事这种科学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为之收集的是资产阶级所能得到的经验材料，从这个阶级的观点去理解和阐述这些经验材料，用他们所习惯、所掌握的手法和方法进行组织；结果这种科学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体制的工具”。如果有个别工人克服重重阻力掌握了这门科学，其结果只能是中毒受害。照波格丹诺夫的说法，这位工人会不知不觉地染上资产阶级的文化精神，掌握它的世界观，脱离科学的劳动本质，脱离同劳动阶级的联系，成为具有“典型的行会狭隘性特征的精神贵族”。
正是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化虚无主义，1920年10月列宁发表了著名的《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反复强调学习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过了几天，列宁在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列宁在这里强调，不是要抛弃过去时代的文化成就，而是吸收和改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对当时苏维埃俄国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俄国是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国家，愚昧落后的封建传统严重存在，资本主义文化并不很多。因此，列宁多次说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页）
正当无产阶级文化派高谈阔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列宁为当时文化教育战线提出的首要任务却是扫除文盲。列宁认为首先必须学会读和写，然后才谈得上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他告诫那些一味打倒过去的一切的“革命家”说：“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列宁全集》第29卷第50页）
否定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也就必然要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排斥以至敌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看来，过去的文化是毒药，知识分子就是放毒者。排斥知识分子，这是十月革命后极为流行的一股“左”倾思潮。
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而不能由偶然或非偶然地接近无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创造”。有人曾建议利用老知识分子来培养工人艺术家，他们一口回绝说：“绝对不行！不要资产阶级奴仆的可耻帮助我们也行！”他们要守住文化的大门，不放带着“臭味和毒药”的知识分子进入。他们的论据是，无产阶级意识对于“那些根据资本主义竞争原则培养出来的医生、法学家、工程师是格格不入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席普列特涅夫说：“旧世界的艺术家不能，而且今后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艺术家。……我们大胆地断言，绝大多数的艺术家，即使他们在形式上入了党，按他们的艺术思想体系来说，也仍然是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有的地方协会竟然以非无产者出身为理由把会员甚至领导成员开除出会。
他们否定大批历史上的和当代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例如，指责普希金用许多年时间去写《叶甫盖尼·奥涅金》，而没有花一分钟去描写矿工的生活；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浸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状态，表现了失意的生活的苦闷，无产阶级不需要它。他们甚至主张把被列宁誉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代表”的高尔基“逐出教门”，理由是他不是无产者出身，不能象无产者那样感觉，不能理解真正工人的心理，与其说他接近于无产阶级，不如说他更接近于资产阶级。
别人都不行，当然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来制造无产阶级文化了。普列特涅夫宣布，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靠无产阶级出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等等才能得到解决”。列宁在这段话旁边批道：“十足的杜撰”。但是那时候有几个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呢？所以他们干脆取消专业作家、艺术家，即知识分子，而代之以生产工人。普列特涅夫写道：“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将是艺术家，同时也是工人。”（列宁说：这是“一派胡言”。）实际上这是说，只有工人才能当艺术家，只有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才能搞创作。用他们的说法，就是用建筑工人取代职业建筑师，用油漆工人取代职业画家，用印刷工人取代作家……最后甚至连这种相近的职业也不需要，只要直接从事生产就行了。
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显然，排斥广大知识分子，摒弃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其结果决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只能是退回到野蛮黑暗的中世纪，甚至回到人类的蒙昧时代去。
对这场有关文化继承问题的争论，谁是谁非，实践早已作出了回答。由于推行文化虚无主义及其他一系列错误方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从1920年以后就每况愈下，大批工人退出协会，许多作家另组新的文艺团体。在这场争论中，列宁和当时文化战线的著名活动家却为我们留下了极有教益的意见。在这场争论中，无论是错误的主张，还是正确的意见，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份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