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总结经验　改善领导方法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认真总结经验　改善领导方法
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林杉
《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傅佑、马秀清同志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正是当前许多文艺工作者正在考虑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到底应该怎样坚持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我认为，这必须认真总结建国30年以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而这些经验和教训当中，有几条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放则兴，收则衰。这是30年来党在贯彻“双百”方针中的基本经验。以电影来说，30年来也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1956年，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
“双百”方针以后，电影工作者思想活跃，创作积极性空前高涨，出现了1959年的电影创作的高潮。这一年，电影创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是好的。但是，1959年以后，就不行了。片面强调抓阶级斗争，反右倾，批修正主义，批人性论、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左”的方面干扰了“双百”方针的贯彻。创作人员搞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到1960年，象长影这么一个大厂，只拍了一部影片。1961年，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主旨是发扬艺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提出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这以后，电影有回升，到1964年，出现了《兵临城下》、《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质量较高的优秀电影。当时，我们的电影，在艺术上已接近了国际水平。可是，1964年，“双百”方针又遭到了厄运，从此，题材越来越窄，禁区越来越大，框框越来越多。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干脆取消了“双百”方针，造成了百花凋零的局面。从多年的实践看，文艺工作“活”的时候，正是“双百”方针贯彻得较好的时候；文艺工作死气沉沉的时候，也正是“双百”方针受到破坏的时候。
二，两种领导方法。我们有的领导，要么在强调放的时候就放任自流，等到出了点毛病就横加干涉，简单粗暴。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领导方法。另一种领导方法是，既坚持放，又善于引导。既然放，就会出成绩，出成果，出人才。但放，也一定会出来问题，以至出一些有缺点的、不好的、甚至是坏的作品。这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1956年以后，在出现许多好影片的同时，也出现了些格调不高、情趣低下的作品。当时，康生就抓住缺点打棍子，拔“白旗”。周恩来同志却不是这样，他让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并引导他们搞艺术性纪录片。1979年，我们的创作中，又出了有缺点的《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假如我是真的》等作品。开了座谈会，这是好的。但是，这三个本子都没有改出来，如果能改出一个来，岂不更好？《电影创作》发了一个讨论《在社会的档案里》的报道，也给撤了下来，这在电影界的影响是不好的。
三，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机构。改善党的领导，是搞活文艺事业的关键。但是应当建立怎样一个领导机构，才能把文艺事业搞活？政府设立文化部、文化局究竟有无必要？什么事都由文化部、文化局管好不好？对文艺事业，用行政方式统得过死，有何好处？我也是赞成无为而治的。只有这样，才能把文艺工作搞活。去年，由于将电影剧本审查权下放到电影厂，结果电影创作就搞得活了一些；审查权的下放，我认为，对于部、局来说，就是无为而治。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映权能否下放到厂？领导文艺创作应该更多通过社会方式来进行。我认为，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应当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