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强调“怎么写”而忽视“写什么”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不能只强调“怎么写”而忽视“写什么”
陆贵山
读了李准同志《对“本质真实”的一点理解》（载8月2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一文，深受启发。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和研究。
我曾在《怎样理解“写真实”》一文中这样论述过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本质固然寓于现象之中，但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能反映出本质：假象是本质的歪曲的反映；偶然性的现象不一定都能反映必然；至于那些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是远离本质的……”（见《红旗》1980年第9期）。李准同志不同意这些看法，认为这是主张“不能写社会生活中的假象，不能写‘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和‘细小的’偶然现象。”这完全是误解。我这段话的本意，是想说明不能用现象混同或取代本质，表现本质必然对现象有所选择。所以，我在文中所开列的那些现象不是“不能写”，而是应当有选择地写；不是不准它们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而是使它们能够更合理更有目的性地进入文艺作品。正因为“假象是本质的歪曲的反映”，所以才必须有选择地描写假象，拨开假象的迷雾，揭示出人物和事件的实质；正因为“偶然性的现象不一定都能反映必然”，才需要艺术家去捕捉最能反映必然的偶然性现象，经过精心的构思和创造，以展示出必然性；正因为“那些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是远离本质的”，尤其需要艺术家进行“过滤”、“选择”和“提炼”。我以为，凡是进入文艺作品的现象，包括“假象”、“偶然性现象”、“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都应当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现象。
李准同志认为：“一切现象都是本质的表现，一切偶然中都包含着必然。”这从事物的整体和原则上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必须对偶然性现象作具体分析。我认为，笼统地说生活中的某些偶然性现象一定能反映出必然是牵强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认为豌豆荚中所含有豆粒的数量、动物尾巴的长短等偶然性现象都必定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必然性上面，那只是一种“可怜的安慰”，这非但不能提高必然性，“倒是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可见，不加分析地说所有的偶然性现象都一定能反映出必然性是未必妥当的。严格地说，世界上没有与本质完全无关的现象，但却存在着“远离本质”的现象。“远离本质”不是“与本质无关”。“远离”和“不远离”是相比较而言的，是用来说明现象切近本质的程度。诚然，现象是表现本质的，但不同现象表现本质的程度和深度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形态有深浅、曲直、明暗、强弱、聚散的差别。有的现象浮在本质的最上面，较为零乱、模糊和淡漠，不能充分地、鲜明地、深入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相对而言，有的现象则更加切近事物的本质。
据我个人的理解，马克思指出现象和本质不能“直接合而为一”，正是表明科学的重要，恰好说明选择和提炼的重要。歌德说过：“本来的自然含有许多不重要、不合适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因为艺术的真实“并不是那种照像式的真实，而是综合性的、概括性的真实。”（绥拉菲摩维奇语）所以，艺术家必须“从所描绘的人物身上提取最鲜明最本质的特征，剔除一切对烘托人物性格没有帮助的偶然的东西。”（别林斯基语）这就是说，要对现象作应有的分析，认为“一切现象”“都可以成为文艺作品的描写对象”是失之偏颇的。写反面的丑恶的东西尤其需要经过过滤和筛选。鲁迅曾说过：自然主义的描写只能使人感到象“吞下一个活苍蝇”那样难受。
因此，恐怕不能完全这样说：“一个文艺作品能否达到‘本质的真实’，关键不在于它所描写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在于怎么写。”“怎么写”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写什么”也不可忽视。
“写什么”，指艺术描写的对象；“怎么写”，指艺术家对描写对象的处理和创造。尽管作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对作品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面貌，但被反映的生活和被描写的对象对作家、艺术家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表现在：（一）作家只能写生活所能提供的东西，他们的胸襟和视野是受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所局限的。比如，富于幻想的古代作家写人飞上天，也只能想象出“人身肉翅”和“脚踏风火轮”，却无法写出喷气式飞机和宇宙飞船。高尔基曾计划写一部描写阿尔达曼诺夫的家事的小说，企图通过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的三代人来反映俄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几个基本阶段和它的必然崩溃。针对这个情况，列宁对高尔基说：“主题好极了，……但是我看不到你用什么来作它的结尾。现实生活还没有提供出结尾。不对，这应该在革命后才写，而现在需要象《母亲》这样的作品”。可见，创作不是随心所欲的，是为现实生活条件决定的。（二）艺术描写对象本身蕴藏着确定的客观意义，这些对象的容量、价值作为外在于作家头脑中的现实，对“怎么写”具有很大的制约性。同是杜甫的诗，他的歌咏祖国大自然的雄伟奇丽的山水诗终不能和他的诗史般的力作《北征》、《三吏》、《三别》相提并论。这里存在着一个题材对作品内容的制约作用问题。在重大题材和题材多样化的关系上，我们既反对用重大题材排斥题材多样化的倾向，也应防止忽视写重大题材的片面性。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前进。创作的题材也要随着不断开拓新的层次、领域、范围和方面，引导作家为新生活绘画，为新人物塑像，使文艺作品中的生活和人物具有独特的鲜明的时代感。因此，从创作总体上看，作家们应当把写自己熟悉的和写自己应当熟悉的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三）现实主义作家要服从事物的客观规律，创作要遵照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内在逻辑。长篇小说《红日》的作者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这样写道：“我这样觉得，当我的自由权利和人物的性格要求统一的时候，我的笔触和我的心情才顺畅如流。如果与这种情境相反，不是由作者按照生活规律赋给人物以性格，而又根据人物的性格的规律去表现人物”，那就“必然使客观的存在为作者的主观意念所代替”。小说设计了华静“把写好的信折成八角形的花瓣儿”这个细节，借以表达她对梁波的爱情，但它不符合特定的战争环境并违背华静的性格。作者自己感到这种描写“不是当时情况下的华静要我那样写的，而是我强要华静那样做的”，所以成了败笔。
总之，在处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关系时，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如果离开“怎么写”孤立地强调“写什么”的重要，可能导致否认艺术的虚构、想象和创造的作用，抹杀艺术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对创作的深刻影响；如果撇开“写什么”片面地提倡“怎么写”的重要，又可能会导致忽视对生活的分析和研究，忽视艺术选择的重要，或将艺术选择仅仅归结为撷取现象的“方面和形式”。必须将这两方面辩证地结合起来：既重视“怎么写”，又不忽视“写什么”；既强调提高艺术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又注重艺术选择；既要表现生活本质的广阔性，避免“贫乏和单调”，又要反映生活本质的深刻性，防止肤浅和表面……。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文艺创作向反映生活本质的广度和深度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