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注重写我们的光明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要注重写我们的光明
计永佑
有关“写真实”、“写本质”的讨论，归根到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文艺作品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写光明与写阴暗面的问题。近四年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在鞭挞林彪、“四人帮”，以及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现在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对于生活中那些光明的、先进的事物，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多的注意，更多的反映，从而鼓舞人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李准同志在《对“本质真实”的一点理解》一文中说：“一个文艺作品能否达到‘本质的真实’，关键不在于它所描写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而在于怎么写”。这个提法对于个别文艺作品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文艺创作的总趋向来说，还要加上一点重要的补充：“怎么写”，不仅表现在如何揭示个别社会现象的本质方面，而且也涉及用多少篇幅去写。如果大量的作品一直执着于写阴暗面，写伤痕，那么就社会的总画面来说，无论怎么写，它也不能恰如其分地一分为二，结果还是不能正确地表现一个社会的本质。质量总是与一定数量相联系的，这个道理在实践上并不难理解。就拿一个人来说吧，一个美丽的少女，偏偏有一块伤痕，如果只是去写她那个伤痕，而不去表现她的美，那她总会感到不公道。
三年多来，我们的文艺是有巨大成绩的。在黑暗与光明的交替之中，它以喊出人民的心声，以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揭露和鞭挞，谱写了我国文艺史上光辉的篇章。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与过去几年中以拨乱反正、揭发批判“四人帮”为中心任务的时期已经有所差别。现在最震撼人心的字眼是“四化”！我们的人民是向前看的，因为他们有信心、有能力去创造比现在更加美好的将来。“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鲁迅语）是为了“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但是，一旦战取了光明，就要跟着光明，讴歌她，去鼓舞人民的信心。人民需要这样的歌者。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能够听到这个历史的足音，以自己的笔去反映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的。一个在光明与黑暗之交，在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的时刻里，以自己的对于邪恶势力的勇敢揭露而赢得了人民的爱的作家，现在更应该以满腔的热情，去谱写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与他们崇高的精神世界。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阴暗面与光明面相比较，阴暗面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如果大声疾呼地要求我们的作家不要在阴暗面前闭上眼睛，要说真话；那么，可不可以也呼吁这些大声疾呼的人们，在这些大量的光明的事实面前，同样不要闭上眼睛，照旧讲真话？
文艺创作的主流与代表这主流的大量作品，应当与社会主义的光明本质相适应。文艺应当去讴歌规定了这本质的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光辉的业绩。阴暗面不是不可以写，但是要少些。因为它是支流，我们作家的关心和激情主要不该放在支流上。
丹晨同志认为：“‘写本质’与‘写光明’不能划等号”（见8月27日《人民日报》）。我认为，要真实地再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就必须侧重写光明。为什么呢？因为阴暗面并不规定中国社会的本质。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矛盾就是本质，阴暗面和光明面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的显现，写阴暗面也是写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本质并不是简单地由事物的矛盾决定的，而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的。丹晨同志说：“无可否认，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是我们社会的产物，它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曲折过程，当他们篡夺了相当一部分权力，镇压全国人民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们确曾处在统治地位，成了某个时期的主流。”毫无疑问，当这样一伙蟊贼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时候，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与部门里，他们无不以他们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来规定那些地区、部门的本质。但是，当他们迅速从统治地位跌落下来，转向矛盾的次要矛盾方面以后，在他们曾经控制过的那个社会范围里，社会的本质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如果不看到这种变化，而继续以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在一定范围内所规定的社会本质依然是当前社会的本质，甚至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那就完全错了。
丹晨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非就是光明，他的依据是什么呢？理由是列宁说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而“列宁说‘某些本质的方面’，正好说明本质并非只有一个。”我觉得丹晨同志是误解了列宁用语的内涵。一个事物的统一本质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形式，并不是说这统一的本质可以分裂为几个不同的本质。“某些本质的方面”与“本质并非只有一个”，这在概念上是存在着种属关系。丹晨同志的结论是用大概念代替小概念得来的。但是这种论证在创作上与文艺评论上却有明确的落脚点：“明明这些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我们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总因没有写出所谓‘本质’即光明而被否定。”人们否定一部作品，并不是因为它没有写光明，而是因为它把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成这个社会的本质写。必须清楚地区别开一个界限：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固然出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却是封建法西斯的本质。这个本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完全敌对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有几个，那么这几个不同的本质又是由哪些矛盾规定的呢？答案却是共同的：人民与“四人帮”的矛盾。我们要问：在同一对矛盾的基础上，一个统一的事物怎么会有几个不同的本质呢？不回答哪个矛盾占主导地位，实际上是无法判断事物的本质的。矛盾的双方总有一个谁胜谁负的问题。人民胜利了，中国的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光明的；“四人帮”篡权了，他们控制下的天下就是封建法西斯的，就是阴暗的。二者必居其一，哪里会有什么“两个本质”？“本质不只一个”的说法是未必符合辩证唯物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