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没有看见的塑像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一座没有看见的塑像
茹志鹃
在苏黎世的利玛河边，在那一切繁华之上，有一座塑像。朋友们介绍说，这是一座瑞士妇女像，但我看不见，因为是在晚上。我只知道在我面前的是一座战斗的瑞士妇女像，可能是反映17世纪初击退外来侵略者故事的。可惜我没看到。
那是到达苏黎世的第一个晚上，我们跟30多位朋友一起在大脖子饭店吃了那里著名的土豆以后，便沿着利玛河与苏黎世湖交接的岸边散步。朋友们带我们穿过河与店铺之间的骑马廊，踏上一条路面由石块拼成的古色古香的小路，又爬上煞似古城堡的石阶，来到一处居高临下的平地上，遥对着苏黎世大学。这里没有灯光，灯光在下面街上，红的，绿的；灯光在远处，金色的，银色的。也没有星星和月亮，只有浓密的栗树树荫，有歇腿的长椅，还有矗立在一切繁华之上的塑像，战斗的瑞士妇女形象。
瑞士是多少年没有过战争的国家，战斗的妇女是个啥样？我多么想看一看，只要有一点朦胧的光，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也好。但是这里没有光，光在下面，在远处。我的手在提包里摸索着，已找到了火柴，但我又轻轻地放下了它，可能是觉得不看见也有不看见的好处，印象会更加深刻。
当天晚上，我们全体住在朋友约汉纳斯·罗古特先生的家里。他是个年轻的火车司机，温良二字用在他的身上，是最贴切了。我看想象力再丰富的人，都难以设想他会恼怒，会大声说话，会收起他柔和的脸上那种静静的笑容。他的夫人玛格丽达，也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纤细，纤细的身材，纤细的颈，纤细的手，穿一双和她十分相称的细带子高跟凉鞋。只有一双眼睛是那么大，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真诚的友谊。我看见她的时候，正是在她家门口。她匆匆地赶来，拎了两个提包，包里是为我们特地买来的热水瓶，有盖的茶杯和茶叶。晚上，主人把我们安排好以后，便睡到朋友家去了，把他们全套住房让给了我们。他们走了，但是我们在洗澡间，在卧室，在客厅里，却触摸到了朋友们细致的照料。
第二天早晨，我们吃了罗古特先生给我们煮的鸡蛋，玛格丽达给我们沏的茶。大家在他们那间洁净、舒适的客厅里坐着闲谈，谈到了瑞士著名的民防，真是全民皆兵。这时罗古特先生笑嘻嘻地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他的枪，象是一支崭新的自动步枪。在瑞士，凡是成年的男子，无例外的都得服兵役。在兵役期，根据每人的工作定好了兵种，经过军事训练以后，每个人就带着自己的武器回家。如果是小型炮的炮手，就带着炮回家。罗古特先生是火车司机，编在后勤兵里，打起仗来，他就开军用列车。他这支步枪擦得溜光，保养得无懈可击。我们一个个传看以后，枪回到他的手里。他熟练地拿着它，抚弄着，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转脸去看紧紧傍他坐着的玛格丽达。她正睁着大眼睛，不时地掉头看看我们，又掉头看看她丈夫。当她听到我们称赞罗古特先生对枪支保护得十分出色时，那对大眼睛里流露出那么多的疼爱，那么多的骄傲。我心里忽然升起了那座没有看见的塑像，那座笼罩在夜幕之中，矗立在一切繁华之上的塑像，仿佛她向我露出了她的面庞。
这一座塑像再次在我心头浮现，也是在苏黎世，是在一个晚上。
在瑞士，我们乘电车，散步，走动的机会很多。走动多，看橱窗的机会也就多。瑞士有一个规矩，星期天是不营业的。但尽管不营业，橱窗里的灯依然五光十色，这更便于我们浏览。无论是书店，服装店，食品店，我们都看，而且不约而同地都在琳琅满目的货品当中，寻找着中国的东西。有一次，一个同志在一个靠壁的小橱窗里，看到了一盒云南沱茶，于是大家就在橱窗前排了一字横队，恰象他乡遇故知，有种特别亲切愉快的感觉。可惜，这种愉快不是经常有的。
这天下午，苏黎世的朋友们请我们参观中国书店，并在这里举行酒会。书店是瑞士朋友们开设的，说得再具体点，是苏黎世对华友协的会员们开设的。它坐落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整个店的面积，大概有40平方米左右，靠里面的一个小角落，是厨房和洗手间。开始时，这里专卖中国的书籍，画册，后来就兼营工艺品和其他杂货，不过名字还叫中国书店。
这天下午，我们就在四壁是中国的书报、摄影画册、青田石雕、四川佐料、宜兴砂锅当中，在朋友们当中，高高举起了酒杯。酒逢知己千杯少。我这个不喝酒的，也喝了两杯。来的客人不少，而来帮忙的主人似乎更多，玛格丽达也来了，对华友协负责人莫尼卡当然也来了。来的朋友中很多已在各种场合见过面，只有两位比主人更忙、更操心的老太太，似乎面生一些。
酒会以后，有少数朋友留下来和我们一同用晚餐，那两位老太太也在其中。我们就在橱窗的后面，在黄山、桂林、外滩、敦煌画册的旁边，在浓郁的瑞中友谊中间，把塑料桶翻过来当做小圆桌，把倒扣的筐子作凳子，有的干脆就席地而坐，舒畅地开始了晚餐——面包加风干的生牛肉片。生牛肉片在瑞士是很名贵的菜，我不太习惯，不过这晚上也吃了好几片。大家一边吃，一边听朋友们谈经营这店的艰难历程。开始这店是名副其实的书店，售货员是会员义务来轮流值班的。店里开支不大，但是所赚实在微薄，房租都难以应付，后来就兼营一些其他的中国商品，现在已稍有盈余了。但是他们的批量很小，中国有些方面不批发，有的画册的质量太差，价格又太高，邮寄中还要受到损坏。当年轻朋友在讲述这些经历和困难时，我发现那两位老太太坐在倒扣的筐上，纸做的餐盘端端正正地放在膝上，不吃也不作声，只是关切而专注地听着，有时频频点头，象是在给讲述者的话语下面注上加重符号，以加深我们的印象；有时她们抬起手，动着嘴唇，象是要插一句什么话，但终于没有说出。
“她们两位是会员？”我问一个朋友。
“不，她们是两位会员的母亲。是自愿来店里义务劳动的。”
“每天？”
“每天。”
“啊！”我重新端详了她们。我看到了两双和蔼的含笑的眼眼，母亲的眼睛。母亲们，你们为什么每天走出那惯熟的家，丢下阳台上舒适的摇椅，庭院里心爱的花，匆匆来到这40平方米的小天地里？有什么在吸引你们？是因为儿女们的心扑在这里？是为了给孩子们减轻负担？是为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同年轻人携起手来？还是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情？你们每天来这里售货，看门，登记，入账，为每一件中国货品贴上标价。工作是烦琐的，劳动是无偿的。你们，母亲们，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两位母亲互相补充着，向我们介绍受欢迎的产品，“工艺品，布鞋……”
“还有清凉油！”
我随手在货架上拿起一盒清凉油，在那个五分硬币大的小铁盒背面，留着两位瑞士母亲的劳动，标价：0．××法郎。这细小的，不足道的，默默无闻的劳动。
两位母亲介绍完了，就交叉着手指，静静地坐在那里。你们在想什么呢？母亲！
晚上，我们还有别的活动。当我们离开中国书店时，天下起雨来了。我坐在奔驰的汽车里看着窗外，在那路面的水光与灯光的交辉中，在蒙蒙的细雨里，总好象有两位老太太打着伞，慢慢走去的身影。
汽车驶过了利玛河，也许是苏黎世湖，它们原是衔接的，我又想起了那座没有看见的塑像，这时候，也一定笼罩在雨里了。
在以后的几天日子里，我常想起没有划的那根火柴，有时后悔，有时又不那么后悔。但那座没有看见的塑像，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我心里。它是那么朦朦胧胧，缥缥缈缈，忽隐忽现，时而鲜明，时而遁匿，变幻不定，一会儿是活泼姣美的青年女子，一会儿是沉默寡言的老年妇人，一会儿又变成了另一个形象。
我们从苏黎世去迪溪诺州的卢加诺市，要坐三个多小时的火车。陪同我们一起去的是苏黎世对华友协的负责人，也是全国协调委员会的秘书莫尼卡。这天，她穿了一条新的劳动布裤子，太长的裤脚挽起了好几道，带着她的儿子，拎了一只大包。
莫尼卡，大概有20多岁，也许有30也说不定。全名是莫尼卡·科勒莱夫人。她到过中国，和我们代表团副团长谢邦定同志很熟。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苏黎世下飞机的时候。可是，不论是熟悉的还是才相识的，大家都直唤其名，不加夫人、女士之类的尊称。这在中国是亲热的表示，瑞士的规矩不知怎么样。不过她总是露出两个小小的虎牙，笑嘻嘻地答应着。
我们在苏黎世的这两天中，她是最忙碌的人之一，穿着朴素的服装，短短的卷发，未加任何修饰。嗓子有点沙哑，大概也是为我们忙哑了的。脖子上裹着一条纱巾。轻声细语，动作敏捷。在任何场合，最后坐下来的总是她。她年岁不大，作风倒有点象中国经常称呼的“大姐”。也许就因为这个吧，使人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于是莫尼卡，莫尼卡，也就叫顺口了。
“莫尼卡，你裤子为什么买得这么长？”
莫尼卡眼睛眯眯地，露出一对小虎牙，说是她听说这种布缩水很多，怕越洗越短。据我知道，莫尼卡是学建筑的，后来她为了对华友协的工作，为了孩子，只工作半天。
“莫尼卡，‘绿豆’要喝水。”她儿子的名字和中国的“绿豆”二字极相近，大家就戏称他为“绿豆”。“绿豆”大概只有四、五岁，和我们在一起很快就混熟了。后来在卢加诺湖上跟我们分别时，难过得直流泪。有人说他是对华友协最年幼、同时也是资格很老的会员，因为他在婴儿时期就跟母亲参加了对华友协的活动。那时，莫尼卡经常把他放在篮子里，自己挽着篮子到处走。……
火车盘山而上，正通过世界最长的圣哥达隧道。车窗外面黑呼呼地，但我眼前却清清楚楚地出现了一个挽着篮子的妇女。她一边跨着大步，一边侧着脸，温柔地注视着篮里。篮里装的不是蜜，却比蜜更甜，不是酒，却比酒更醉人，篮里是友谊，是白色的襁褓，是一个熟睡的婴儿。
“圣哥达隧道建于1880年，它打通了欧洲南北的交通。现在除了铁路外，正修建着一条公路。”莫尼卡通过翻译在向我们介绍。
火车在飞驶，“绿豆”手捏彩色笔在车窗前的小桌上埋头作画，鲜红的小嘴唇努力地帮助使着劲。莫尼卡在讲述100年前，瑞士人民为了打通这条欧洲南北通道所付出的代价。不知怎的，那个挽篮子的妇女的形象，仍萦绕在我心头。在汽车潮涌的街上，在三五成群的童车当中，她泰然自若地挽着篮里的儿子，跨着大步，凌于一切繁华之上……
我又猛然想起那座没有看见的塑像，那不正是一座妇女的雕像吗？既是妇女，说不定也有孩子的形象。当然，雕塑里的儿童，不会象生活中那样千姿百态。在生活里，他们作画，唱歌，会冷会渴，会笑会哭，会撒娇，会一个人坐了出租汽车来寻找母亲，会和母亲一起陪同来自远方的客人。而在塑像中，他们在战斗的母亲身边，将是什么神态呢，我想象不出。也许会成为母亲战斗中的羁绊，或者是母亲战斗的动力，我想象不出。然而，矗立在一切繁华之上的那座塑像，却好象越来越清晰，越具体了。它是战斗的，又是友谊的。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友谊不也是一道新的城墙么？
最终，我不后悔没划那根火柴。让这座没有看见的塑像，连同瑞士的风光，朋友们的友谊，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吧！
198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