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毅的书》纪事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钱毅的书》纪事
钱小惠
《钱毅的书》出版了！
当我看到哥哥写的这本有着火红色封面的书时，心里是多激动呵，无数往事一下又涌到了眼前，我想起了哥哥光辉、短促的一生，想起父亲最后几年抱着重病整理这部遗著的艰难情景，想起为出这本书所付出的几十年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
1947年3月2日，哥哥在江苏淮安壮烈牺牲，当时才23岁。我随父亲阿英同志远在山东前线。一天，父亲有事翻山越岭去找曾山同志，听曾山、方毅同志说，延安广播了哥哥英勇牺牲的消息。陈毅同志在军务倥偬中，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沉痛，勉慰我父亲说：“死的很可惜，你要好好地搜集他的遗文，替他编个集子纪念他。”由于大量遗稿、资料不在手边，父亲只能忍着悲痛，将手边仅有的一部遗稿，为哥哥编了一本《怎样写》，由山东新华书店出版了。后来，父亲到大连，又由光华书店将哥哥生前出过的《庄稼活》重新再版，随后，哈尔滨也作了翻印。但较完整地编个集子的愿望，在当时，还根本不可能实现。
1949年，姐姐钱璎将哥哥的全部遗稿、遗物，托一位战友——严学优同志送到天津，交给当时在天津工作的父亲。由于国家处在百废待兴的恢复时期，大量工作应接不暇，父亲一直没有时间来整理这些东西。
1961年，魏巍同志与我合作写文学传记《邓中夏》，我被从厂里借调出来，在父亲处住了一个时期。我看到父亲日夜繁忙，无暇顾及，决定自己先着手作准备，便抽空把哥哥遗著、遗稿、遗信等，全部作了登记，并粗粗浏览了一遍，决定先从他最重要、也是工作量最大的日记动手，因为日记记载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许多有意义的工作、生活、斗争，有近百万字，是非常可贵的革命文献。
由于哥哥当时处在农村游击环境，条件艰苦，连练习本都难买到，因此，日记本都是哥哥自己动手做的。他从布摊上和店里买来布和油光纸，把布糊在厚纸板上做封面，将纸裁好，用锥子打眼，用针线装订。写时，为了整齐，把有横道格子的纸衬在油光纸下，一行行地照着写。战争年代要移动、行军，什么都要自己背，因此，他的字写得很小，为了便于携带。
哥哥牺牲后，父亲怀着悲痛打电报给远在苏北的姐夫、姐姐，要他们保存好哥哥的遗稿、遗物。姐夫、姐姐冒着危险，背着这些东西，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解放区的老乡们象亲人般费了很大苦心，千方百计地保护了这批东西。后来，这批东西几经转移，又迁到当地干部严学优同志家里，严学优同志和家里人就把这些装箱的稿件（其中包括父亲的大量文稿、书籍、报刊杂志），藏在隔墙里，有的埋在田里，然后在上边种了庄稼。半年以后，扫荡过去了，庄稼收割了，东西安全保存下来了，但是由于埋藏过久，纸张受潮，不少钢笔字的笔迹褪色了。姐夫、姐姐又忙着取出来，在阳光下暴晒和整理。总算把这部分东西抢救出来。
1962年，我开始进行抄写时，由于自己在厂里担负着繁重的工作，每天回家很晚，只能利用晚饭后，睡觉前的少量时间，和星期天假日来进行。父亲得癌症后，我为了抢时间早日完成，常常半夜三、四点钟起来，为不影响家人睡觉，独自在门外过道里，开灯抄写。
由于字迹褪色，有时辩认一个字要费很多的时间，我曾试验过用放大镜，但已经模糊的字，放大后更加模糊。后来，利用灯光或阳光的斜射（因太亮也不行），找好适当的角度、光度，一个字一个字的辩认。有的字，部分笔划墨水颜色褪光了，靠纸上一、二道凹下的笔印，认了出来。当时，我曾担心过长此下去会弄坏了眼，但一想到哥哥壮烈的牺牲，我决心就是瞎了眼，也要拚命把它认出来。哥哥已经不在了，但哥哥的珍贵的历史记载，记下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决不能就此埋没，一定要让它保存下来，多认出一个字，就好比多抢救出一条命。我就是怀着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用了一二十年时间，完成了日记的辩认、抄写工作。
十年浩劫，父亲和我们全家都受到残酷迫害，哥哥遗稿存在父亲那里，也全被暴徒们抄家抢走。运动后期，这批东西象垃圾样乱七八糟地被退回来，损失了不少，最痛心的是解放初郭老为哥哥题的那张墓碑字也丢失了。二三十年来，父亲一心忙于革命事业，一直未能去哥哥牺牲的地方料理后事，作梦也没想到，二三十年后，连纪念他的墓碑题字也给毁了。看到退回的残存遗件，我们感到说不出的痛心和难受。
父亲生命的最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住在被撵出来后住的一间潮湿、阴暗、终年不见阳光的屋子里，吃力地一字字、一页页地阅看和整理这些抄好的日记，由于年已七十多岁，又加患了不治之症，每天只能间断地进行三两个小时，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红铅笔，手腕哆嗦，常常连表示删节的半弧形符号都画不圆，有时甚至画到稿纸格外去。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把哥哥遗留下的九十多万字的日记，亲手按年、月，分别装订成几十个本子，先后阅看、整理了三遍。
这本书，也是父亲一生最后编辑、整理的一本书。
父亲去世后，姐夫、姐姐、弟弟和三联书店陈允豪等同志，为编辑、出版这本书，都出了不少力。哥哥的老战友秦加林、陈登科同志也曾经阅看，热心地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当年哥哥牺牲后，为担心年迈多病的母亲受刺激太大，我们曾将这件事隐瞒了整整15年。直到1962年12月的一个晚上，在母亲再三寻问下，才不得不告诉她这件痛心的事。虽然事隔已经多年，母亲仍然忍着巨大悲痛，颤抖着手，听完了这段悲壮的往事。
《钱毅的书》出版后，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给母亲写了一封热情的来信：“敬爱的钱老太太：我们出版社把您爱子钱毅烈士的遗文编辑出版了。书名就叫《钱毅的书》。出版这本书，对于广大读者，特别对青年人是有教育意义的。同时也是对钱毅烈士的纪念。”
母亲捧着终于出版的哥哥的遗著，不禁老泪纵横。人民深情地纪念自己的好儿子，也是对老母的最大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