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条件下第二性对第一性的东西都不起决定作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问题讨论

任何条件下第二性对第一性的东西都不起决定作用
周宝玺
在关于矛盾双方主次地位转化是不是普遍原理的讨论中，朱伯颖同志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第一性的东西在事物发展中一般地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第二性的东西则只在一定条件下才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种观点既讲到了一般的情况，又讲到了一定条件下的情况，似乎很全面，很辩证，可是它并不正确，因为它离开了辩证唯物论。
辩证唯物论认为，当谈到物质和意识、经济和政治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即谁是本原、谁决定谁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有一个回答，就是物质和经济是第一性的东西，是本原，意识和政治则是第二性的东西，是派生的。列宁曾明确指出，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范围内，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有绝对的意义”。朱伯颖同志还引了列宁接着说的一句话：“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他就大谈物质和意识的相对的转化。他似乎忘记了，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正是在这个范围以内，而不是超出这个范围的问题。在这个范围内，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只能是绝对的。所谓绝对的，就是无条件的永恒的。那种把第一性对第二性本原的决定的作用区别为一般的和一定条件下两种情况，即只有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一性对第二性的本原的决定的作用才是存在的，而在“一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就不存在了。这显然是把无条件的东西变为有条件的东西，把永恒的关系变成了暂时的关系，因而也就把绝对的关系变成了相对的关系。这当然是和列宁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有“绝对意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大相径庭的。
朱伯颖同志对此有一种解释。他说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东西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时候，仍然是在物质决定精神的基础之上来谈这个问题的。这样一来，第二性对第一性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是否就符合辩证唯物论了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在物质和意识、经济和政治谁决定谁的问题上，只是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是本原的谁是派生的意义上说的，既然如此，那就不能再用决定作用来谈第二性的东西对第一性的东西的作用。否则，人们就会发生这样的疑问：到底这两个“决定作用”谁决定谁？这是说不清楚的。就象古时候关于矛盾的故事一样。那个人先说他的矛最锋利，什么盾都能刺透，后来又说他的盾最坚固，什么矛都刺不透，结果导致了逻辑上的矛盾。
我们不承认意识对物质、政治对经济在任何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并不等于我们否认第二性的东西对第一性的东西能产生作用。不过，这个作用不叫决定作用，而叫反作用。我们既承认第一性对第二性的决定作用，又承认第二性对第一性的反作用。承认反作用就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矛盾论》）那种认为只有承认第二性对第一性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才是辩证唯物论，否则就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有人可能会说，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当着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当着某一件事情要做而又没有方针政策的时候，那么变革生产关系，革新上层建筑，制定方针政策，就成为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了，这难道不是第二性对第一性起决定作用的生动例证吗？
其实，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这首先是表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表现了第一性对第二性的决定作用。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变更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这是一个问题。当着有了这种客观要求以后，革命党人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应该全力以赴地抓好什么工作，这又是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谁决定谁的问题，后一个则是在前一个问题的基础上抓好主要任务的问题。
主要任务是变化的，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发展经济是主要任务，有时其他工作是主要任务。在我们看来，无论把什么当作主要任务来抓，都没有离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第一性对第二性的决定作用。如果认为，把什么当作主要任务来抓，什么就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把主要任务所起的作用混同于第一性对第二性的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了。
朱伯颖同志在说明一定条件下第二性对第一性起决定作用时，还把恩格斯致约·布洛赫信中的一段话作为依据。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在这里说了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岂不是说，在经济决定性因素以外，还有别的决定性因素和经济并列吗？
其实，这是完全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我们只要看看前后文的联系就可知道这一点。恩格斯在这里讲的中心意思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除了归根到底是经济起决定作用以外，各种因素之间也交互发生作用。而后面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是强调得不够的。这里丝毫没有意思说，还有别的因素和经济并列也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紧接着上面的话，恩格斯又做了说明：“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在“形式”二字上，恩格斯加了着重号，意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很清楚，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的基础是经济状况，就是说，经济是决定性因素。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起着决定斗争“形式”的作用。
恩格斯除了在决定斗争形式的意义上用决定一词以外，没有在本原的意义上用过。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有这样不可置疑的结论性意见：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条件，甚至人们头脑里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结论性的意见，在致康· 施米特，致尼·弗·丹尼尔逊，致符·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信中，都反复作了说明。在这些说明中，恩格斯总是重复政治和思想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归根到底具有决定的意义这样一个思想。他称这个思想是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对此，我们不能有任何的误解。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但它对实践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多年来在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中出现过的“精神决定论”、“政治决定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等等，都和这种理论有着密切关系。所以，结合我国30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理论上弄清楚第二性的东西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对第一性的东西起决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